The Villa

每次给豆瓣上的电影评星级，我总会迟疑一下。一共五个星级，从低到高的注解分别是“很差、较差、还行、推荐、力荐”，且可换算为十分制中的2、4、6、8、10分。我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打比较低的分数，下端的那两个等级相当于废了，评星系统重新划分为三等级，“还行、推荐、力荐”。只有当某部电影有显著区别于他者之处，譬如主题涉及反华、藏独之类的，豆友们才会报复性地打上很差，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民族主义行为。对于我而言，我认为一部大家都打着推荐的电影，明显担当不起推荐二字，最多只值凑合一看。难道我的主观评价标准与其他网友如此不同？这便是我的困惑所在。

反观IMDb（谢天谢地它又被解封了），它亦有十分制的评分系统，凡是上8分的即可挤进全世界电影排行榜的前200，最高分也不过9.1分（分别是《肖申克的救赎》和《教父》第一部）。我想倘若简单做个mean test，它家和豆瓣同一部影片的打分之间应是有系统区别的。后来我渐渐发现，越“中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譬如百度就比Google要“中国”一些），这种主观评分的准则似乎就越往高分的一端倾斜。譬如迅雷软件下方的广告里，什么奇奇怪怪的影片都能拿9分以上。

这可以说明两件事。其一，全世界不同国家——或更准确地讲，不同文化之间，主观评价标准有显著不同。以最明显的东西方分界为例，或许东方的传统儒家思想下，对于事物的主观评判更显宽容和无谓，而西方更带审视与批判。统计学上现有块挺热的课题，那便是vignettes，就是以一些标准性问题先测出不同文化下，人们在回答主观评判问题的系统差别，再利用这些差别去修正他们对于实际问卷的回答。其二，在回答主观问题时，人们的回答存在趋同性，尤其是看得到来自同一群体其他人的选择时。在我给豆瓣里的电影打分时，虽然我认为一部片子最多只值还行的评价，但看到大部分人都选了推荐，我也会迟疑地想一想，是否要修改自己的评价。蔡洪滨老师那篇有名（且争议颇大）的“眉州东坡”实验文章里有谈到这一点，作者力辩道，在消费更为大众化的物品时，譬如付费下载流行音乐，人们的选择可能存在更明显的趋同性；但倘若讨论餐馆里点菜这一选择，因为饭菜最后是自己吃的，这种趋同性就会小很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我认为餐馆消费其实不乏大众化的因素，人们置身其间，其行为仍可能受制于他人的观察。

看来人终归还是一种群居动物，大部分时间希望自己变得更像身边的人，而不是过于鹤立鸡群。

我见到他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火葬时尸体就要沉入炉子里的那一瞬间。工人把他的身体瞄准般地摆正位置，而后就交给机器自动化。那些炉子从右到左标着阿拉伯数字，再往左因为过暗而看不清到底有几个，上面写着一些黄色的粗体大字，像是安、禄、寿、福之类的。3号炉上写着寿，那明显是被选得最多的，因为炉子外面都熏上了一层黑。那也是他的炉子。我看见捆着他的寿被挺明显地晃动了一下，我后来想，会不会是他知晓自己即可的命运而所作的反抗？之后的几天，直到现在，当我因为冬夜寒冷而缩入棉被，将自己仅仅裹住，那种状态与感觉让我想起那幅定格，便有窒息的感觉。不知他的灵魂，或是其他什么的，会觉得冷吗。

我总会想起一幕，那是在很久以前、但其实我也不小了的时候。大年三十晚从他家回来，我看着春晚，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哭得特别伤心，把爸妈都哭慌了，一串询问下我招了，“我觉得爷爷他们好可怜……”我已记不得当时在看什么节目，是否因什么图像触发了我的泪腺，但我记得我指的是他的生活环境艰苦这一层面的可怜。爸妈笑。后来在家庭外餐时，外婆把这件事当成一件事讲给他听，她有些八卦的。我记得他笑了，也只是习惯性的那种长辈对晚辈的笑容，好像他对我只有过那种表情，至少记忆中如此。我现在若因想他而伤心的话，总会因这件事作为开端。我会忆起那个小小的我当时哭的心酸劲，而后鼻子酸起来就很容易了。

我每次去他家，周末或是大年三十，其实也很不频繁的，都会吃三样东西，娃哈哈、烧鸡和水饺。前两者我还比较喜欢，可当时爷爷家的饺子可以算是一个我的噩梦，用我妈的话说完全是不敢违逆他的好意而“压下去”的。谁知我到北方读大学后竟会喜欢上了这种面食。这几天吃过两次饺子，每次都会想起他。我想他不一定特别喜欢吃饺子，但一定认为那是最好的东西吧。还有烧鸡。突然有点想喝一瓶娃哈哈。

其实我与他的记忆连接点很少很少，少得可怜。大概就是上述这些，还有……他喝点酒后会给我讲共产党打天下的故事，全场只有我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可以停下来不吃饺子。奶奶让他别讲了，大概她不相信我对这种真实的历史有着本能的兴趣；还有就是他会写字，毛笔字，大的，昏暗的小厅里那幅《难得糊涂》现在去了哪里？可以留给我吗？他的床头有我画的画，是什么内容来着，几只小鸡吗？他在我某岁后每年都给我很多压岁钱，是在给遗产吗？……

我想我爸对他的回忆一定比我多得多，所以他现在一定比我难受好几倍吧。我有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他会有多伤心，因为那个人之于他即他之于我。对不起，人称有点乱。总之我感受不出来，我想是因为缺失那些记忆的缘故，我没有那么难受。如果爸会表现出来，我反倒会安心一些；如果他像我上次失恋时那样哭泣，我还可以效仿他当时安慰我的方法去安慰他。

我是个很不会表达的人。每次在医院，爸总叫我陪病床上的他说点话，以激发他的意识，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尤其他不能开口说话后。我只是不知说什么，爷爷，我发誓这是真的。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他，最后一眼他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是大声叫了“爷爷”就不知该接什么话。于是我默默地贴着他的床，心里用很快的语速祈祷，把我的小宇宙和带着点温度的淡淡情绪都传输给你吧，阿门！……我想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到还有一口气的他，我还是不会说什么，因为其实每次悲观如我都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亦因为我实在不会表达。但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读书”，大概是。那些无谓的“好”加点头不算的话。

我其实有点小好奇他眼里的我是个怎样的人，就像我不知姚老师对我的看法一样。大概是个成绩不错的乖孙女？不理解他这一辈人之信仰的80后？希望我是个男孩子？……他应该还挺喜欢我的，我应有这种自信。再多一点连接点就好了。

我想他这一辈子应该无甚遗憾吧。希望他帮了一点点小忙而打下的、令他如此自豪的红色江山能活得比他长寿好几倍。若为此能有何些微贡献，我亦心甘。不知另一世界里，有没有白酒一杯、烧鸡半只、水饺一大碗呢？

那些浅浅深深的斑驳记忆，如果能化为相片上的黑白灰，就好了啊。我不禁想。

——2010年2月1日凌晨

徐中约写近代史时，谈到清朝的史官只管记录而不写当朝史，因为他们认为每一朝代的历史都应由下一朝代来写。这是否可以解释大陆版的这本书被大刀阔斧地从42章砍到了29章，而且删去的基本是建国第一个十年之后的部分，只留一句前言里的“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我们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读到几则有意思的小故事，很好地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誊抄之。

在孙中山之前，想要实现任何变化的改革家都相信自己必须取得皇帝的信任，形成了自上而下改革的惯例，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之前不少人物的成败都与皇帝有关。譬如林则徐禁烟一开始很得皇帝的信任，他曾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但林不带一丝委婉的过直行为激怒了英国人，后者发兵进抵天津而直接威胁到北京时，道光对林的信任就崩溃了，“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忠臣如是，奸臣亦如，林之后的琦善其实走了一条相近的轨迹。后人在评判这前前后后的各种尝试时——太平天国、义和团、百日维新、李鸿章的自强运动等等，基本认定一个根本的失败原因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想这也是由当时的封建专制体制有些联系。

倘若君主独一人的威严尚在，臣子在谏言时就需要瞻前顾后，可事实上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廊在当时更为狭窄。李鸿章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记得中学时学那段历史，只有黑白两色的教科书将其渲染成黑色的那一端。但当我去读那些具体的故事时，我以为或多或少可以体谅其难处与无奈。夸张地说，若各个人才都像谭嗣同一般誓做殉道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过激的行为除了激励后人外，又有多大意义？当然这种论调不能扯得太远，否则就接近袁世凯的妄言了。李又做了什么？在争夺安南的中法战争（1884-1885），他抵抗着朝廷内清流派幼稚的主战坚持，尽管最后还是失去了安南，清流派的代表张佩纶后来竟还成了他的女婿。甲午战争（1894-1895）时，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让李鸿章颜面大失，遭到解职、贬谪，还被剥去了象征皇帝恩重的黄马褂，但他辩解说单靠其北洋舰队和淮军来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这种解释确是实情。在《马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原想要么占据山东、江苏、福建与广东，要么整个满洲与台湾，而73岁高龄的李鸿章后因某日被疑狂热分子的子弹击中了左眼下方，而换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情，割让的代价最终被定为我们熟悉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当然，李鸿章本人并无廉正之名，这也是应该批评的。

给一位历史人物做评价，有时只能极为主观，作为后人，无人能真正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或是理解当时事中人权衡各种选择利弊的那种复杂心境。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用尽其军事天才，拖延了整个组织的最终瓦解。在洪秀全自尽、幼子洪福出逃时，后者的坐骑受惊，忠王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他，致使自己被俘。忠王在被曾国藩囚禁时的行为引起了史学界的不同看法。曾国藩请他准备一份自供状，从1964年7月30日至8月7日，忠王每天写几千字，“追述太平军的历史，评判太平天国以及清廷的错误，颂扬曾氏兄弟及湘军”。曾国藩作了一定删节，剔除了其中对清廷的批评，后送呈北京，而将原文收于家中。有人认为忠王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在囚禁中摇尾乞生，并奉承原先的敌人；亦有人认为他是位了挽救太平天国事业而“伪降”，其自首是一种策略，旨在哄骗曾国藩相信并无杀害幼天王并剿灭太平军余部的迫切需要。徐中约并未给出他自己的评价，但他在一个脚注里写道，这些评论家不知道的一点是，他们用来作为论证之依据的那份自首书并非真本，而是一份被曾国藩删节过的简本。原始文本中从头到尾始终未出现一个“降”字。徐进一步指出，忠王在写完自述后就已准备就义。读到此，徐个人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或许忠王只是想给自己为之奉献最宝贵年华与生命的事业留下一个历史层面的交代呢？

徐对于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改革口号有着独到的见解，我想敏感之人一下子就能联想到当代历史，那位矮个子老人发起的实验。徐认为张实际上是在玩弄而不是正确地解读体和用的概念。中学和西学都有自己的体和用；他提出的体和用的混杂物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后者一定会影响前者。“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过渡状态是关键且必要的，它们时常出现，且为历史复杂性的最佳代言。

看完《海豚湾》，困扰O'Barry的那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为何那些日本渔民不放生基本无经济价值的剩余海豚，而把它们赶尽杀绝？为了钱吗？因为愚昧而顺从政府的指令吗？某一受日本以资金援助换取IWC（按此片主创的说法，这就是个不把海豚当鲸鱼的傻X组织）投赞成票、而后因发觉那些资金援助并不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声称，这种做法根本无关经济利益，甚至无关政治利益，而是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在作祟。日本之所以坚持保留捕鲸和猎杀海豚等小型鲸类的传统，是因为想以此抗议西方文化病毒般的入侵和蔓延。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可除此之外，好像真的很难有别的原因去解释。日本西部的太地村是个风景优美的小渔村，但在每年9月至次年3月，那里的渔民要集中捕杀海豚，据估计每年数量达33000头。他们用一些水下声波使海豚感到恐慌而奋力游向岸边，将其圈围住后，首先供驯养师挑选一种特殊的宽吻海豚，每只可卖15万美元，贩卖到世界各地的海豚馆进行驯化和表演。剩下的大部分海豚则会被赶到一个得天独厚、外面看不到的小湾道里被残忍地屠杀。这些淘汰的海豚每只售价只有区区600美元，而且销路不好。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人没有吃海豚肉的习惯，他们觉得吃这种可爱的生物是残忍的；二则因为处于生物链最上游的海豚体内，实际上汞超标非常严重，超过允许范围的2000倍，尤其对孕妇体内的胎儿影响很大，任其发展则很有可能导致水俣病的二次爆发。卖不出去的海豚肉只好贴上类似“深海鲸鱼肉”的标签，当地政府还企图将其赠予小学校作学生午餐，以获取民众支持；幸好，这一可怕的举措已因政府内部职工的曝光而被停止。拍此纪录片的人和渔民商量，用等值金钱换海豚的放生，但渔民不答应，声称他们被政府告知，猎杀海豚相当于除害虫，因为它们吃了太多的鱼。

我总觉得整个故事听上去很荒唐，这些渔民的行为好像很难用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去解释。再上升一个层次，Science预测道，如若全世界按目前的速率消费鱼，那么40年后整个鱼类的生态系统就会被吃垮；不过过度捕杀倒可以用短视的理性局限或者外部性去解释。O'Barry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全球美誉的海豚驯养师，但他现在后悔当初使全世界的人对海豚这种智能生物发生兴趣，这也是短视的一种体现吧。难道太地村的渔民也只是在追求短时的经济利益吗？海豚根本卖不出去，所以我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想想这个世界，现在有好多事我开始真的不理解了。

A long day today. First time that I wish what Mansfield said in "The Fly" is actually true. Bless everyone who is still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