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杭州西湖举行国际烟花大会。26日清晨，我在新浪新闻网上看到相关图片，大为惊艳，可翻开网友的评论一看，多是“铺张浪费、污染环境”的评头论足，甚至谩骂一片。前后反差之大，不禁让我开始思考。随后父亲一语让我意识到，撇开网络的放大效应，或许这的确是一直增大的贫富差异所致。不同收入级别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他们在看待各种问题时自然南辕北辙。

有观点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可能是经济规律使然，且老百姓对这种差异的接受度较高。不会有人否认这层“可能”，但我想更多的人会选择相信社会里的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更重要因素。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对平等（最起码对公平）应有一定追求。这不是左、右或任何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可以讨论的，而是一种基本素养。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一直以增长共识为前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也有很多人仍以增长为首要目标，像是龚老师在动态课上反复强调的那般，这些自然都没有错，但又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平等和增长本就不矛盾，更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少那些和经济规律无关的不平等，譬如制度层面，对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谈及制度层面的不平等，在中国有颇多例子为人乐道。首当其冲便是户籍制度。它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遗留产物，却在今天连同农地制度等其他限制了数亿人的发展。最近国家已把地权改革正式重提议程，可是究竟何时能撼动户籍制度的核心，而不是时不时象征性地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零星实验，迟迟没有说法。相反，最近一次官方声明户籍制度五十年内不会废除，是在2003年。

让人乐观的是，对外开放三十年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使农村居民得以获益。尽管户籍制度的限制存在，出口的大规模增长，仍带动了大批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这一现象反作用于动摇户籍制度的力量也应不可小觑。其间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随之而来的又有其他形式的制度不平等，对那些不平等的讨伐或多或少会引起动摇户籍制度的呼声。譬如，移民的子女在城市内缺乏合适的教育机会，而教育一直是中国人十分关心的话题，因此更易引起同情心。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问题责怪到城市头上，这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关系。一个城市是否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是经过理性选择的，内生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要求城市为所有移民子女的教育买单，这种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做到。因此，彻底解决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势必会触及户籍制度本身。

倘若废除了户籍制度，解决了教育平等问题，对经济增长一定有正向作用。如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已没有人否认教育对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制度也有类似道理可循。自然，平等还有其他很多好处。譬如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来自姚老师，他认为一个平等的社会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执政空间。

不平等的受害者总是那些弱势群体，而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弱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足以使中国根本没办法撇开他们而谈经济增长。这便是为何正当全世界都在关心金融海啸，中国却在前些日子召开全国大会讨论农民的生计。中国需要首先“管好自己”。

P.S. 既然提到了金融海啸，在此想顺带一提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同样也是国家需要管好自己的佐证。下述观点来自南风窗。中国人的储蓄意识一直很强，正是因为没有能够安定人心的健全社保体系，以致于造成高出口率、高储蓄率的“奇观”。但依靠出口的增长恰恰反映了中国的内部需求基础微弱，无法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给动力。我同意这是中国被牵扯进此次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美元外汇储备以及大量出口造成的尴尬地位，也只有靠扩大内需来缓解。只有储蓄减少了，消费才能增加。而倘若没有社保保证，人们是不敢花钱的。把这一逻辑链条反过来推，只有满足一定社保需求，消费才能可能替代出口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社会保障同样存在不平等问题，受害的则不一定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对此我的了解还不够，暂且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