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看《耳をすませば》（心之谷），宫崎骏难得一部幻想成分相对较少的电影，里面有一段情节让我很为动容。还在念初三、准备升学的月岛雯有些写作的小天赋，为了追赶上恋人的步伐，决心瞒着大人写一部小说，废寝忘食因而耽误了学业。母亲被老师叫到学校，她回到家中，露出烦恼的神情，却仅此而已。父亲知道后，和母亲一块找女孩谈话。小女孩坚持所做之事是一项比学业更重要的自我挑战，却不肯告诉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父亲思量后，允诺了她的行为，只是告诉她记住各行有各行的辛苦，希望她将来不后悔。女孩很高兴。母亲补充道，该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吃啊。

我一直很羡慕这种几近理想主义的自由教育，并且好奇现实中真是这样教出来的人是何种模样。电影中，那个小女孩最终完成了小说，但自觉写得粗糙，决心暂停这项挑战，考一所好高中、学习更多应学的知识后，再来圆这个写作的梦。这种对自由教育的膜拜时常出现在日本或台湾的电影中，尽管这两个地方的教育常态硬是更压抑的。电影作为艺术，有抽离和美化的元素。我不想过于单纯地信了电影，但这完全不影响我对那两片岛屿的爱屋及乌。

龙应台在“我的十年回首”那个辑子里大谈台湾的大学教育，八、九十年代的那一代大学生成了顺服的、不会闹事的孩子，对社会不关心，或许只因社会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已是硕士生的自己，无论如何已无机会尝试从头接受那种自由教育，这是不争的、且令我为之唏嘘的事实。从早市回来的路上，骑车一点点走近西门，那一连串的灰色围墙让我心生不熟悉感，怀疑自己是否走错路。人在这个园子里，尽丝毫不觉得围墙的存在！抬眼依旧是同样的天空，触目依旧是郁郁葱葱。只有身在围墙之外，才发觉自由在灰色围栏的映衬下，绿中流转着动人的嫩，仿佛一掐就碎。

我想自己的那点微量愤青，不会让我以为这种自由教育就绝对是好的。诚如龙应台所言，人在追求自由（或民主）时易走极端——“从‘什么事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自由有它的游戏规则；只有以真正知识实力为后盾，才有挑战权威之权利。民主直言服从多数，可亦有尊重少数的潜台词。

PA: When you read about where most private philanthropic dollars and official aid go, a lot of it goes into 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 areas that Oxford economist Paul Collier refers to as ‘photogenic subjects.’ Do you think the money going to these sectors is being used well?

AB: I think Collier's implied criticism is in the wrong place. If you had to think about things that are unambiguously good, a lot of them are in this area of health and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health, I think there are just a lot of dollar bills left on the ground and somebody needs to pick them up. Certainly, other programs might have mor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if you think about the immediate human consequences it is hard to argue against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 real issue is often in program design. Our endlessly repeated line is that details matter infinit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ful programs and unsuccessful programs is not the sector, it is how you do it. Has the implementer thought completely about the reasons why a program might not work? In my experience, even when you talk to very competent, well-meaning organizations, that is the step where you see the biggest gap. Perhaps because the paradigms are easily available to jump into, the last mile thinking just doesn't happen.

Details unexpectedly and often in unfortunate ways determine everything. You get the details wrong and you got it all wrong. So we often end up ritualistically talking about big picture research, and how this didn’t work or this did work. But in practice those big picture issues probably do not matter. What matters is that some programs are well designed and some are not. Our goal very much has been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detailing of that.

Take water – within water there are any number of special solutions, and then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seem like good ideas. The most valuable work is not in distinguishing water from health, but in separating the many meretricious ideas that get lots and lots of coverage and turning them into practical programs that are not overly complicated or unnecessarily expensiv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think, "I have a hammer so everything is a nail."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articular bias and everything has to go through that filter. Ideology is a huge reason why you get bad design.

from Interview: MIT Economists Esther Duflo and Abhijit Banerjee

前半学期在一个简称唤作CHARLS的项目上帮忙，即“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美国HRS的中国版。国内以前是很少有专业的微观面板数据的；统计局外的大规模调查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只有政府意识到数据所关心问题的重要性时，才会下决心花一笔钱。故这么一个正式的项目刚出来时，着实能够令人激动一番。前段时间又通过老板知道了iSSS这个机构，现在正在做类似PSID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忽然觉得中国的微观数据有点像雨后春笋，从之前的RCRE到CHARLS，再到CFPS，甚至让我有了在选题时不知用哪个数据好的矛盾。毋庸置疑这是好事，务实地说，只有数据丰富了，做微观计量的人才有饭吃。记得我和小青玩笑道，如果两个数据做同一问题得到相反结论，怎么办？他笑答，正好，发两篇文章，而后接着讨论为什么不同。

用不同数据得出相反结论，这是文献中常有之事。出现这一现象有两个可能，由于不同的方法，或只是由于不同的数据。先谈后者。调查数据的质量一直是做这行的心头之痛。撇开测量误差等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而言，仍有不少其他顾虑造成数据不完美的命运。我奉命参照ELSA（英国版HRS）写CHARLS收入和财富部分报告时，发现虽然CHARLS初拟问卷时本着模仿ELSA的初衷，却舍去了不少问题，譬如没有问有关收入或财富的主观评估。我和同学讨论时，还以为这是因为怕主观问题的偏误太大，后来和沈老师不经意间聊起，才知道是因为怕得到的反馈过于惨淡，造成一些敏感问题，使政府不开心。其实有关收入或财富的客观问题也有很大误差，回答有现金的人只占总样本70%，存款则低得更不可信了。赵老师很爱讲的一个真实小故事便是，有次访问一户家庭，在财富部分问男主人是否有现金，答曰没有。访问完毕后，工作人员掏出一张100元，用以支付访问费50元，故需找零50元。男主人接过钱后，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找给工作人员……

相较于方法不同引起的相反结论，数据的不完美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开脱，因为那是被调查人层面的问题，研究者很难控制。记得上周公财课末尾，李老师整理了微观计量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一张幻灯片密密麻麻地写了近20个名词。看着那些名词，小愤愤地觉得所谓方法，条目如此杂乱不统一，是一件很讽刺的事。个人一直认为接近真理的东西一定都是简单的，对称的，美的；物理学有爱因斯坦欲统一场论，自有个中道理。虽说工具变量、倍差法、面板分析、统计匹配、甚至回归间断点设计等看上去很不一样的方法，在我看来都能找到异曲同工之处，我仍很期待有人能使微观计量方法得到真正的统一，或许那时才是这门学科摆脱纯技术的阴影，逐渐走向成熟。

与人讨论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的区别——我对给人贴标签不感兴趣，只想强调这两者在传统理解上有区别。劳动经济学家由于题目受限，几十年来结论已较确定、直觉清晰，因此想要做边际贡献的话，总易于在技术层面扣得过细，力图把白纸洗得更白。一个做微观计量的成功者，必然以选题、故事为重心，做有趣的问题，做有意义的问题。方法愈简单愈好，这样结论才有可能足够直观、清晰。我想大部分人决定做微观计量，是因为它易上手，但所有人在上手之后，才发觉这其实是件很难做的事。经济学家在停车场丢了汽车钥匙，却只能在路灯下寻找；做实证的更是如此。

做微观计量者吃的是一碗良心饭，从问卷设计到分析数据会有各种各样想都想不到的拦路虎，懊恼之余永不妥协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你扪心自问认为所得结论过得了良心的那道关卡，那就可以了，让那些日趋复杂的技术见鬼去吧！


P.S. “不要忽略我——中国每年有150万儿童流浪街头”（图片来自WPP）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请参见上图。

最近越醒越早。每一觉倒是睡得很沉，会做梦。譬如今晨五点多，从一个关于幼时钢琴老师的梦中醒来，梦中我回杭州去见他，翻来覆去对他念我的名字，抑或他时而唤的小名「咪哆」，但伊已然不记得我了。那是一位杭州小有名气的钢琴教师，名叫桑叶舟，桑送青的儿子。我大概是桑老师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不争气的一个，音乐细胞分裂得太晚，幼时对于学钢琴这件事总是很抵触，他不记得我也是自然的。无论如何，我对于托梦这种事总是很怵，加之对于为人师者我一向很敬重，于是上网搜他的名字，紧张得手微抖。幸好他还活着，去年2月11日正好八十周岁。

松了一口气。想起昨晚在图书馆摊了一桌子的计量资料，手里捧着的却是《纽约客》。《芝加哥之死》里有生死错别的桥段，在收尾处引了一句麦克佩斯——「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虚无一片」。有人在那句话旁边用铅笔标下了英文原文，窃以为这句话翻译得比原文要好，中文的张力显现得淋漓尽致，大约是白先生自行翻的罢。这三两年我一直被困在生与死这个主题里，每次觉得自己已经走出来了，总还是会被自己套回去。我害怕错过，最怕的是在生死这件事上与任何至亲的人错过。也罢，我也不期任何彻悟，也就别挣扎了，就这样顺其自然吧。

注：这个系列连载来自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之手。

（一）

有很多书，是写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自己城市里的故事。正如同新井一二三所写的《我这一代东京人》、陈冠中所写的《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以及最为华人知晓的：就是国府名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的名作《台北人》。但哪怕台北人这本经典中的经典，今日的台北人，也早已不是当年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了。
台湾在二次大战战后四十年经济发展，到我们这一代出生时，达到最高峰，而且在我看来，虽然九零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还在持续成长，人均国民所得也还在增加。但就感觉的层面来说，已经没办法和八零年代的那种记忆同日而语。那是个「台湾钱可以淹脚目」的时代（意思是台湾人的钱丢到地上，多到可以把脚根都给盖住了。），那是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
但其实，八零年代末，象征和经过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我出生于1986年，出生在蒋经国执政最后的岁月里，更是解严前的最后一年出生的孩子。熟悉台湾发展史的人会知道：1987年是台湾两个很重要的历史分水岭——第一是解除战后长达38年的戒严、第二是开放两岸交流。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而言，民主、普选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从我们有记忆以来，台湾所有的民意代表、执政者都是经由选举产生的。我们这一代习惯了选举，所以我们没有那种－某些中老年人才有的对政治的热衷。对他们而言，那是好不容易才有的资产，但对我们而言，这只是生活的一部份罢了，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社经条件的改变，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台湾人与之前的两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我自己而言，我把我自己界定在失去的过往、与无助的未来之间的结合。
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生（相当于大陆的八零后），带有部份前面两代人遗留下来的财产、记忆、以及教育。虽然我们碰上了八零年代以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让我们不同于过去的长辈们。但我们也不同与晚我们十年的那些八年级生（在大陆叫做90后），他们是台湾解严之后，彻底本土化的产品。

经济

我记得我妈妈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1988年，她少赚一千万台币。当年的一千万台币是多少钱呢？我记得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大概100平米大小的台北市文山区的公寓，还值不到600万。
那是一个很疯狂的年代，人们沉迷于赚钱，而且重点是，要赚钱是如此的容易！
很多大陆的朋友不了解我们的过去，看到这些年来大陆的发展，例如当初股市的狂飙等等，非常的兴奋，觉得中国要崛起了等等。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当年的日本、香港、台湾，都经历过这段时期，而且成长的幅度并不比现在的中国大陆来的小。但是，成长随后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很多人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对于经历过那一段高速成长期的我们来说，我们眼里看到的，其实只有危机而已。
回到1988年。当时是台湾经济发展四十年的最高峰，那时有多夸张呢？先来谈谈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从大概1986年起就持续不断的向上攀升，虽然中间多次有小幅度的拉回，但整体而言，成长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你觉得我上面说的都是形容词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数据：1986年初的台北股市大概是四百七十点左右，但是在1990年大崩盘之前，台北股市最高涨到一万三千三百点！你没看错，四年之间，台北股市的指数成长了快30倍！
而且这不惊人，惊人的是：从崩盘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就再也没有那么高过。2000年年底的时候，世界经济的情况不错，但台北股市大概也就涨到一万零五百左右，就开始拉回了。
By the way，今天(2009年4月9号)台北股市是5667点——只有当年的一半不到。
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可以开始体会， 我们这一代出生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二）

八零年代末的经济

据长辈们说，1988年前后的股市夸张到，有些公司一张股票，就可以换一户台北市公寓的房子。例如有人统计过，如果你在国泰人寿最低价的时候买入，最高价的时候卖出，它的差价就可以赚到20倍之谱，非常的夸张。而今日的国泰，早就没有这样的市值了。
谈完了股市，来谈汇市吧。
基本上，有学过经济的都应该知道，货币升值对于自己国家的经济，不一定是好事情，最简单的就是因为货币升值，会让出口商的利润减少，造成出口竞争力的衰退。不过，货币的强弱，的确也反映了这个经济体的强弱，以及国际上是否有竞争力的一项指标。
198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台币也不断的升值，大概到了1986年左右达到最高峰，达到25元可以兑换一元美金的情况。而今日台币要34元才能兑换一元美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台北人 = 外省人？

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其实指的是有特定对象的。
他书中指的「台北人」，其实是只有讲到那些1949年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北的「外省人」，而非全部的台北人。有很多本省籍老台北人就会批评说，这根本就不是当年台北人的生活，书中所描述的，主要都还是那些达官贵人的生活，并不真实。不过，不得不否认，这的确是史上写台北人，写的最生动、最清楚的一本文学作品。
从今而后，好像再也没有人能够像白先勇那样，把台北人和台北的生活写的活灵活现。但那个时代，毕竟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了。当年人们谈起白先勇，都会说他是白崇禧的儿子，而今日的白先勇，早已垂垂老矣。而他们那一代的记忆，也和我们这些七年级生（的台北人）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以及他们的记忆，并非是不真实，或者现在已经消失的，只是说，那并不是全部人的记忆，或者甚至不是那一代大多数人的记忆。不过，在谈我们自己的记忆之前，我还得先谈谈我父母那一代的记忆。

五零年代——有真正的台北人吗？

其实如果我们把出生在台北，在台北成长，当作是「台北人」的定义的话。那这样的台北人，可能要到我们这一代，才占同一代台北人中的多数。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归还台湾澎湖时，当时的台北虽然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城市，但其实市区的人口大概也不过才30万人左右。到了1949年，有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各省军民，跟着国民政府来到的台湾，让台北市的人口，在一年内爆增近一倍，据信当年是达到55万人左右。不过说实在的，比起当时的北京城内已有200万的人口，台北也不是真正的多大的城市。
到我父母亲的那一代成年以前（大概是大陆的五零后），大致上台北都还是一个「外省人的城市」。也就是白先勇笔下，那些写意的人物他们生存的年代。
七零年代以前的台北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原来日据时代以前就居住在台北的老台北人（本省人，不过数量不多），他们说闽南语，甚至于说日语沟通，国语和中文字的能力比较差，因为是长大以后才开始学的。另一种，是跟着蒋公来到台湾的那些所谓的「外省人」——他们讲国语，带着各省的乡音和菜肴，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都有，不过大多数，仍是和国府有关的官兵或公务员。
对前者而言，台北被「一群奇怪的外省人」占据了，这群外省人说着自己不太会说的语言（而且这种语言被定为国语）、吃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例如油条、馒头、牛肉面，本省人都吃米饭）。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中上阶层，主要都是外省人——本省的台湾人，其实并没有影响政策的能力，只能跟着国府的基本政策在走。
而对上述的后者而言，台北只是上海或者南京的替代品，不是他们的原乡，它们和这片土地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白先勇曾用刘禹锡的《乌衣巷》，来形容这些外省人。当时从上到下，都在讲「反攻大陆」，而且是很认真的。台北只是另一个重庆，总有一天他们要回去，它们也非常想回去。这在相声瓦舍新的舞台剧——「宝岛一村」里面，有很生动的描述。

（三）

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我父母亲成长的年代

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我们祖父母那一代的记忆开始逝去。与之对立的，是我父母亲成长的那个年代。
五零年代高喊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在现实中越来越显的不可能。另一方面，不管本省外省子弟，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开始成长、成熟，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
其实撇开科技的进步不谈，我们父母亲那一辈经历的日子，其实就跟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所经历过的差不多，只是时间上早了二十年。当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开放程度，我父母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和现在的大陆年轻一辈是相似的（当然，我父母的那个年代是没有计算机跟手机的，科技的进步不谈）。
七零年代以前的大学生们（也就是比我父母年纪还要大的），它们听的是英文歌、看西洋的小说、读的是理工科、想着的是出国留学、最好还要能够移民美国。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考一个好大学，然后考托福出国留学，是过去两代人（我父母那一代、还有比他们再早一些的）认为能够脱离现有的环境、迈向自由和富裕的最好方法。当时的风气就像现在的中国大陆一样，大学生疯了似的都想出国，然后真的跑出去以后，就不一定会回来了。
不过，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生涯模式，在七零年代以后，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于乡下，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来说，到像台北这样的城市里工作（不论是公司或者工厂），是一个迈向富裕的好方式。（是不是跟今日的中国大陆有些类似呢？）
我父母亲的那一代，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不论是在大陆出生、或者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出生的长辈们－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虽然读好书，是一个出人头地的方式；不过有更多是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公司、办厂，努力弄個做外销的小公司（很多公司是在六个人以下）。
这些中小企业，成就了台湾第一个经济起飞的奇迹。直到今日，台湾有别于其它类似发展程度的经济体而言（例如韩国等其它三小龙），中小企业的营收、雇用人数都比其它的经济体来的比例更高，到2005年左右为止，三百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仍然雇用了台湾60%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了50%左右的GDP。这有别于日本、韩国、香港等由大企业或金融业所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台湾的发展过程里，我父母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处处都是机会。而且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大。

七零年代年轻人的自省

七零年代的台北也好、或者整个台湾也好，处处是充满机会的。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台湾已经完成了纵贯南北的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等等现代化的工程。
不过，国际情势的越来越险峻，刺激了七零年代大学生的想法。随着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中美断交等等，年轻人开始对于「我们是谁？」这样看似很基本的问题提出了反省。加上七零年代初期，大陆仍在搞文革，国府也有计划的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让这些原来爱学英文、爱听英文歌曲、每天想着要出国的年轻人们，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这样的国际情势的改变，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民歌运动的开展。原来那些唱着英文歌，而不愿意用中文创作的歌手们，突然有了市场、突然有了听众。许多年轻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们，开始愿意用中文去创作形象清新的民歌。
当年就比较有名，而且到目前都还在传唱的民歌有很多：如外婆的澎湖湾、橄榄树、龙的传人、月琴、酒干可卖无、童年、秋蝉、祈祷等等，是那一代年轻人共同的记忆。
七零年代的台北，以及周围的卫星都市，开始快速的都市化。整个台北都会区，涌进了各式各样、怀抱着各式各样梦想的青年们，里面有大学生、有技工、有到工厂打工的女工等等。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中南部的乡下。
另一方面，工业化、现代化的繁荣，也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工业的污染、犯罪率的升高、以及纯朴的社会风气逐渐消失，让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思考「我们的社会要怎么走？」、以及「我们自己要往哪里走？」罗大佑在1982年第一张专辑里面的「鹿港小镇」，唱出了那一代很多离乡到大城市工作、求学的青年们，他们心里的问号：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渔村　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黄昏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
回不去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对我父母那一代，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而搬到台北的人而言，台北仍旧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过年时会返乡看父母，平常则会闲都市里的人们冷漠，没有乡下那种和乐融融的气氛。不过，因为具体的经济因素，以及不可取代的功能，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不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都会挤到都市里面来，来寻找那个年代，属于自己的梦想。
不过，他们的环境，仍然和七年级的我们不同。

（四）

最近比较烦——我父母那一代的台北人

写他人的故事是容易的，至少没有比写自己父母亲的故事难；写父母亲的故事是容易的，至少比写自己的故事来的容易。在我看来，八零年代末到九零年代的台湾，是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但究竟有多好，还是很难具体的描述，所以我在文字之外，配合那个时代创作的流行歌曲，以方便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
七零年代的年轻人们，许多人看到了成长的契机。借着经济成长的借力使力，很多人拼命的想要打破既有的环境。而对很多人而言，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他们有机会达到他们的父母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成就。（是否也和今日的大陆有些相似呢？我常说，发展模式都是类似的，只是阶段的不同。）

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替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和精神，下了最完美的定义：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而刘德华的《笨小孩》，就更能符合我们上一代人到都市里打拼的情况（虽然这首歌的视角仍是男生的角度），这一点，当时的台湾和香港的环境是类似的，都在经济起飞的快速成长期，大部分的年轻人也都可以嗅到这样的机会：

哦～　宁静的小村外　有一个笨小孩　出生在陆零年代
十来岁到城市　不怕那太阳晒　努力在柒零年代
发现呀城市里　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
哦～　转眼间那么快　这一个笨小孩　又到了捌零年代
三十岁到头来　不算好也不坏　经过了玖零年代
最无奈他自己　总是会慢人家一拍　没有钱在那口袋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当年的那些人也慢慢老了，慢慢道了成家立业的年纪，烦恼也开始和年轻时候不同。我们可以在周华健的《最近比较烦》当中看到九零年代在台北工作的人（包含我的父母们），他们心中的想法：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
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　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
挥别了家乡的伙伴　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　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教育——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生

如果从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来看，在《最近比较烦》首歌中，那个把六加六算成十三的女儿，也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七年级孩子。
在我父母亲的那一代，不管乡村或都市，不管富裕或贫穷，家里有5个左右的孩子是很正常的，甚至家里有八个十个孩子也都不奇怪，而且战后的死亡率其实已经跟现在非常接近，因此一般家里都会有很庞大的兄弟姐妹。
不过，当这些当年孩子长大为人父母以后，一方面他们是台湾经济成长的受惠者（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在未来他们成家立业的时候，不可能再生那么多的孩子。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国内外的竞争，让他们没办法再向他们的父母一样生那么多的孩子。
我们七年级的这一代，家里平均是2~3个孩子，比起上一代要少了很多。虽然有些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不过真正的独生子女也不会很多。在我的同学里面，一般除了自己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兄弟姐妹是很正常的，有些家庭则会有三个小孩。
而越少的孩子，却意味着越高程度的竞争。过去在那个家里有六个、八个孩子的年代，多半会培养一两个比较聪明的孩子上大学，而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孩子。在家里当哥哥姊姊的，常常需要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就去外面工作，以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赚学费和生活费。不过，当孩子越来越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之后，我们这一代的家庭里，这样的现象就少很多了。
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上，是一个多元并立的时代。过去随着政治环境的限制，社会上很多多元的声音没办法表达出来，或者是没有办法达成决策。而累积了数十年的社会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爆发出来。
这样一种多元并立的环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七年级孩子的成长。一方面，过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逐渐被打破。另外一方面，过去传统上强调整合、威权、服从、团体生活的教育模式也逐渐改变。而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七年级，刚好生在这从紧到松、社会由一元到多元的时代。
1994年，被民间社会争议多年的教育改革终于展开，这是台湾战后最大一波的教育改革。当时由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李远哲博士率领，开始展开台湾的整体教育改革。
在新的时代里，有别于过去的竞争、刺激、强调升学为唯一目标的方式，新一代的教育改革，强调多元并立、强调传统升大学以外的其它方式。不过，实际上，十多年过去之后，实际去检讨教育改革的成效，往往是批评的声音大过赞成的声音。教改之后，过去一元的升学模式被打破，家长和基层的教师，处在不确定的不安之中，而对于七年级孩子成就的斤斤计较（因为现在家里的孩子变少了，父母更在意。），对教育改革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
这个部份，我后面会再继续谈，不过在这里想要先只住一下。谈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亲，都还没有谈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代，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插一个小故事。

孩子们的快乐天堂——木栅动物园

我是伴随着木栅动物园长大的。
小时候有一首歌，是我们这一代很熟悉的歌，叫做《快乐天堂》，我很喜欢这首歌。小的时候，当爸爸开的车子塞在台北的车阵中时，不时会听到广播电台拨出这首歌。后来长大以后才知道，那首歌跟我同样的岁数：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
孔雀旋转着碧丽辉煌　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　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　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扰嚷　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扰嚷　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八零年代末到九零年代初，台湾的流行音乐界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在我看来，当年的很多歌，是现在的流行音乐没有办法比的。而在这之中，从来没有一张专辑像《快乐天堂》一样，以它童稚、纯真的初衷，深深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一九八六年，拥有七十年历史的台北市立动物园，要从圆山搬到今天的木栅园区。原来的圆山动物园太小了，当时台北市规画了一块靠近山边的巨大空地，以容纳这些动物，以及台北的孩子们。这块地，就是后来俗称为「木栅动物园」的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现址。木栅动物园，后来跟着很多在台北长大的孩子一起长大。木栅的新园区，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动物园，占地超过1.3平方公里，是每个台北的孩子从小必定会去的地方。
那年动物园正准备迁移至木栅，各种珍奇异兽陆续打包，除了深受欢迎的老大象林旺一时间找不到可容纳牠的卡车，其它都忙着换到更大更开阔的新世界。那时的报纸头条，好像没有比动物园迁移更大的事了，一片的喜气洋洋，和今日的台湾媒体很不同。
滚石当时计划为动物园的搬新家，做一张史无前例、以动物为主题的专辑。什么动物都吃的中国人，今天居然要为动物做一张唱片，这真的是一大进步！原本预定在动物园搬迁当日推出，在经过六个多月修词、改曲的制作过程中和数百个录音小时之后，终于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发行，先前则举办演唱会做为暖身。
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夜，滚石唱片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演唱会，那大概也是华人世界第一场的跨年演唱会。在欢愉的气氛中，张艾嘉领衔唱出：「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出了希望……」全场感动异常，一同携手迎接一九八七年。当年演唱会长达四小时，从一九八六年一直唱到一九八七年，公交车还配合延迟收班，可说是国语流行音乐界史上最大的创举之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四日，在「快乐天堂」的歌声中，动物们正式由圆山搬迁到木栅，当时沿途夹道参观的民众达数十万人之多，成为另一段佳话，可惜我是年底出生的，所以没能有机会目睹。而我这里讲的木栅动物园，可能很多大陆的朋友不知道，不过我这么一说你就会明白了——那边就是团团和圆圆现在的家。

（五）

从文人办报到八卦办报

一旦开始写，其实就不知道自己要停在哪里。毕竟我还年轻，再谈，大概也不过就是这二十多年的事，再久以前的，似乎就与我们这一代无关了。
不过，我的确是很怀念那个逝去的八零到九零年代。九零年代的台湾社会，和现在有满大的不同。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小，还感受不到成人世界的压力；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是经济发展的受惠者，所以我会觉得那段日子是甜美的。
九零年代以前的台湾社会，是感觉很欣欣向荣的——而且特别是在人心的部份。今日的台湾社会，发展方向已经有点像无头苍蝇式的在摸索，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也普遍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这和我们的上一代是很不同的。八零~九零年代的成年人们，对于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是很有信心的，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改变，改变自己、也改变社会。
九零年代的台湾媒体，感觉也不像是现在这么纷杂。今日的媒体，因为过度竞争，开始会登一大堆狗屁倒造的事情。特别是在香港的传媒（如某某水果日报）进到台湾市场以后，过去三大报（联合、自由、中时）鼎立的时代不见了。而且三大报也受到香港传媒很大的影响，开始走香港媒体的那种八卦式的报导模式。
以前的台湾媒体，虽然有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不过大致上，对于社会都还是充满着一份关怀，而且不会像现在这么八卦。《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这两家有数十年历史的媒体，他们对于文艺、文化、文学上面的提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机会，培育了台湾很多代的作家。如果没有中国时报，就不会有八零年代的龙应台炫风；没有联合报，就没有后来的那些杨牧、朱天心等等知名的台湾作家。
在以前的两大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虽然立场比较偏向蓝色，但基本上，两家报纸仍是走自1925年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以来，那种文人办报的方式。文人办报的特色是：这样的报纸不做特定政党或特定政治人物的喉舌、也不走八卦路线、不完全商业考虑、支持文艺和文学创作。文人办报的理想，是希望透过报纸的兴办，能够教育社会大众正确的知识和观念，也提倡文艺。
我是看《联合报》长大的——在我的认字、阅读能力、写作能力、思考能力的培养上，《联合报》都有不可抹灭的角色。但几年以前，我发现《联合报》变了。联合报的新闻版面，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联合报——尤其是在头版的选取上。联合报开始受到香港媒体的影响，在新闻的选取、照片的拍摄上，也开始越来越八卦。
这里，我必须要说《中国时报》维持的比较久，不过，目前《中国时报》也差不多要沦陷了。《中国时报》是由余纪忠先生所创办，余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报人，长期提倡文艺、敢说敢言，即便是在政治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国时报》仍然是发挥了文人办报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长期以来，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中国时报的出版社——时报出版，更是替我们的中文知识界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其实联合报也有类似的联合文学、以及联经等出版社）。如果没有当年的两大报，很多优秀的作家不会诞生，很多美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不会出现。
就像那逝去的九零年代一样。报纸还在、报社还在、副刊还在、出版社也还在，不过当年的那种精神，已经打了点折扣。今日的两大报，不免要满足读者的考虑。而且，在两位创办的老先生去世之后，这种文人办报的传统，大概也跟着消逝了。
我怀念以前的媒体——他们敢说、敢言、但是不走八卦路线、不讨好观众。

台北的天空——不同世代的台北记忆

这原先是一篇很随性的文章，而且很多的点子其实是来自于当年的流行歌曲。
如果要你挑一首歌来代表台北，包含我在内的很多人，可能都会选由陈克华作词、歌手王芷蕾唱红的《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其实已经很老了（大概二十五年左右），不过对于不同世代的人而言，这首歌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早年出国的留学生而言，在国外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熟悉的环境，忍不住落下泪来。

风好像倦了
云好像累了
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走过青春
我失落年少
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
台北的天空
有我年轻的笑容
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
台北的天空
常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愿和你度过
风也曾温暖
雨也曾轻柔
这世界又好像充满熟悉的阳光
我走过异乡
我走过沧桑
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

（六）

谈了很多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的社会状况，也谈了很多我父母亲那一代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的流行文化之后，我要开始花满长的篇幅，来谈我们自己这一代。

九零年代的台湾社会——多元与互动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台湾被注入了更加多元化的跃动因子，年轻世代益发勇于表达自我、新与旧和主流与非主流相互碰撞相互区隔、政治束缚全面开放、街头运动滋生茁壮、两岸关系时松时紧、社会生活有快乐也有悲伤，在这个世纪末的岛上，有命运含在眼里的骆驼，也有人在交换流浪的方向。
我们这一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说老实话，那个时候还太小——一个幼儿园或者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哪里会知道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冻省或者五二零农民抗争是在干什么？也不知到柏林围墙倒塌、或者苏联垮台、还有1989 Peking跟我有什么关系？但长大以后，其实我觉得我逐渐可以体会到这些事件对我人生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和比我们老十岁、二十岁的人的主要差异。我很多的老师，他们是八零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感受就很明显。所以他们也常会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是醉生梦死，或者是都不知道好歹（笑）。
八零年代最优秀的一群台湾大学生，都带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起我们的父母亲年轻一些的这批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经济发展的果实，环境也比七零年代的大学生更好。
因此这批大学生，在经济之外，他们看到了许多经济发展以外的问题。加上整个八零年的气氛和政治，是一个逐渐由威权转变到自由的年代。八零年代末到九零年代初，那一代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改变自己之外，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无论在政治、经济、环保、农村、或者其它的议题上都是。
这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成长。
整个九零年代里，台湾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价值观的多元化。这一点，完全反映在我们这一代的求学过程里面，无论是制度、政治、或者其它方面。过去的社会里面，有一套很清楚的主流价值——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有一套很清楚的答案。在个人的层次，什么样的人叫做成功？什么样的人叫做失败？在社会的层次，我们的社会有什么特色是优点、什么是缺点？
但九零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可以怀疑的。过去追求经济成长至上、牺牲了自然环境、牺牲了社会公益、治安变差、交通堵塞等等；过去追求成就至上、不顾个人的兴趣、不顾个人的意愿、不顾产业发展的需要等等。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传统的价值、传统的作法，都是不断的被挑战的。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不是以前那种谁说了算的方式，而是可以被提出来讨论和质疑的。

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

我记得我小时候受过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你要去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很难有真正的真相，而且不要太过于相信媒体。我在小学和初中（国中）的阶段，学校老师都有给予类似的训练：老师会要我们去找一则新闻，然后比较同一件事情里面，不同的媒体怎么报导这则新闻。藉此可以了解，电视上说的，或者大人说的，并不一定是「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传统的教育里面，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很清楚的区分，在教育的过程里面也很强调这个。不过，我们这一代比起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祖父母，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里面，要显得开放的很多。我们多学到了要去尊重差异、尊重次文化、以及尊重其它人的意愿。而不是说，不符合社会上主流定义的行为，就一定是错的：人生的目标不一定是要当大官赚大钱、爱玩乐团的不一定是坏小孩、长大不一定要结婚等等。学会尊重差异、尊重多元。
1994年的教育改革，直接的成果就展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第一批教育改革的「白老鼠」。虽然有很多人抨击这样一个自战后以来，台湾最大一次教育改革。不过当我长大以后，我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改变，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更可以适应更多元的社会。
举例来说，过去台湾的教育里面，过于强调成绩，而忽视其它的东西如体育、美术、音乐、社团、群育等等各方面的教育。许多学校为了拼升学，大幅减少艺能科目的课程时间（虽然理论上这是不合法的），以及过去过于强调竞争，造成同侪之间彼此的恶性竞争等等，再来就是过去一试定终身－大学联考、高中联考就决定了你的未来等等，这样的现象在九零年代以后经过很多的反省和改变。
当然，谈再多的理想都是次要，教育改革要有效，最重要的是改变考试和学校计分的方式。
2001年以后，有别于过去的一试定终身，台湾的高中联考改为两次，考试出题上也有很大的修改。新一代的升学考试题目里，复杂的计算、过多的背诵被整合性、思考性的题目给取代了。数学不会再出现过度艰涩的计算，而是要懂得活用观念；国文开始考你的语文应用能力，而不是考你书读的多熟、背诵过多少东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大幅度减少记忆和解提的过程，强调整合、理解、诠释、阅读、推理的能力。
大学联考也有很大幅度的改变。1999年之后的大学入学考试，除了改为两次考试之外，同时也有申请入学以及考试填志愿等两种方式并存。申请入学的方式是学习欧美国家的制度，再经过第一次的检定考试之后（我们叫做学测），可以直接向各各大学申请入学，而各大学可以决定用口试、审阅资料、额外笔试等等其它的方式，来决定要不要收这个学生。希望藉由这种方式，可以收到一些比较没那么擅于读书，但是是真的对那个学科有兴趣、或者有特殊能力的学生。
另外一方面，对于一般的学生，仍然保留了考试填志愿的制度。传统的考试分发和申请入学并存，希望每个学生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做未来人生的选择。而各个大学，也可以自己决定要收怎么样的学生，而不是只看大学联考的分数。
当然，这是制度的层次。至于这样的制度是否对于我们这一代真正发生影飨，我们可以留待下回分晓。

（七）

教育改革的许诺和失落

其实眼尖的人看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我有意无意的在闪躲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族群。这两个问题，容易牵涉到主观立场的问题，并不能够代表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过去这两个问题被谈太多了，而在这两个问题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可以讨论。
不过，谈到九零年代的教育改革，以及教育改革发挥在台湾七年级（80后）的影响，就一定得要提到本土化的政策，这个部分我会再下一个章节提到，这里先继续谈教育改革的状况和影响。
1994年开始推动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有几个中心的目标：就是快乐学习、快乐成长、广设高中大学、提倡多元、减少竞争、以及开放民间自编教材等等。不过，因为教改牵涉层面相当广，因此不断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讨论，且因争议颇多，实施至今各界给予不一的评价。
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希望减少过去文凭主义、升学主义所影响，造成考试领导教学，学生长期处在恶性的竞争和升学环境下，并没有真正去思考学习的内容，而只是应付考试而已。
不过，对于基层的教师和家长而言，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办法快速的改变，即便升学的机会增加、管道增多、不再完全以联考定终生。但是家长和基层教师心理内在的紧张，却显得没有地方纾解。过去至少有一个彻底舒解的方式，就是等到大学联考或者高中联考考完。
而当今日升学的方式变的多元，教学的方式变的多元以后，家长及学生为了挤进自己心中理想的学校，还是会设法竞争，因此补习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部分家长为了要让孩子在申请入学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就把孩子送进各类的才艺班，学生在原有的课业外，又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升学压力不减反增。
以前有一份非正式的民间调查指出，我这个年纪左右的台北学生（1986年前后出生的），在高中阶段有80%有课后额外补习、初中阶段有60%、即便是小学也有40~45%的孩子是有在补习的，而且比起以前是尤有甚者。这等于给了教育改革打了一个大大的一巴掌。
本来，在过去联考的时代，考试的出题方向和考试的方式都比较单纯，学生们反正准备三年，最后就是为了那一次的考试。但就如我上面说的，多元入学之后，家长和基层教师的心理压力不减反增，因此会要求小孩做很多额外的补习。另一方面，新时代的考卷出题方式，强调整合、思考、阅读、理解的能力，这个部分学校的教学还不能马上的衔接上，加上学校里面老师好坏不一，造成家长心理更大的负担。像过去在联考时代，很少有人在补习国文（大部分都只补英文、数学之类的），但今日的台北，已经出现了以专门补习国文（包含作文）为号招的大型补习班，这是很匪夷所思的现象。
对年轻学子而言，「去补习」这件事情，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台北的交通状况。如果观察台北捷运（地铁）的利用状况，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上班日的晚上6~8点是人很多的通勤时间，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下班、下课。八点以后，捷运和路上的车流会开始减少。不过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捷运和街上又会有一群人开始冒出来，甚至不比傍晚下班时间少——主要来自于补习班下课的学生。
以台北而言，台北火车站周围的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中学生（其实也包含大学生）为主的补习聚落。不管你哪个时间（上课时间以外），从台北捷运的台北车站下车，你会发现从火车站这站上下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而不是上下班通勤、或者要出远门的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教育改革与本土化

在1949年之后，长达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台湾的文史、地理等中小学的教育着重在发扬中华文化、提倡大中华的思想，所以学生必须要好好认识中国大陆。而这样的教育方式，与国民党政府来自于中国大陆，以及随时打算回到大陆有直接的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反攻大陆」在现实上已经不可能。另一方面，过去对于中国大陆的教育，包含中国的文史、地理等等，主要都是以1949年以前的状况为主。到我父母亲那一代人为止，台湾中小学生所读的中国地理课本上，都还是35省、22直辖市、东北有九省、内蒙有四省、外蒙没独立、海南没建省等等，这与当代中国大陆的现况已经有很大的不符。
而且这样的政策，一开始时台湾的人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早期是真的随时打算要打回去。但是当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出生在台湾之后（不论是本省人或者外省人），他们的生活经验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别忘了，1987年以前两岸是没有办法往来的）。
学习这么多关于中国大陆的文史、地理（更何况学的是1949年以前的），对于台湾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这对现实生活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特别是在两岸没有往来的时代）。相反的，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对于他们出生、成长的台湾，倒是没有什么说明，造成一种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很多书读的好的人，大陆的几省几市他倒背如流（不过是1949年以前的行政区划，和现实也不符），但台湾到底有哪些县、市他从来没有搞清楚过。
另外一方面，对于台湾的本省人而言，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外省人是有很大的不同。整个两蒋时代的老国民党政府，对于台湾的特色乡土文化有很大的鄙视，例如当时在街上、学校和正式场合禁讲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等其它族群的母语，造成很多人的不满。提倡国语是一回事，如果要硬性的「禁讲母语」那就是很不能接受的政策（当时如果老师听到学生在学校讲闽南语，是要罚钱的）。
而九零年代的教育改革，是希望改变这种非常极端的现象。从「文化是生活的真实展现」这样的观点来看，教育改革者希望学生的教材，能够转为强调台湾的文化多元性，鼓励重新思考自己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珍惜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事物，不排斥任何语言特色、文化特色、族群特色、自然资源，并加以维护与发扬。
只是说，这样原先的好意，后来被政治人物给利用（特别是两千年以后），造成了矫枉过正的现象。（不过这个部分我不谈，因为那时我已经脱离这个阶段了，这篇文章是在谈我的那个世代。）我这里不谈谁优谁劣的问题，也请愤青不要跟我来战这是不是台独之类的。我只是阐述台湾的社会变迁和教育变迁过程，不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
在我们那一代的学习过程里面，中华文化和乡土文化是同时被强调的，并没有谁优谁劣的意识形态判别（有这些争议是后来再修课纲以后的事）。在我所学的1995年版的初中课纲和1999年版的高中课纲里面，台湾特有的历史和文化被加了进来。而中国大陆的部份，也开始改用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信息。
例如我们在初中的阶段，每周会有一小时的「乡土艺术」课程，介绍台湾的乡土文化如皮影性、布袋戏、歌仔戏、建筑和艺术等等。而历史课程的部份，台湾的发展史和传统的中国历史各占一部份的篇幅。台湾历史上特有的日据时代、明郑时代、荷西殖民时代的历史，被加入的新一代的课程之中。国文的部份，也选入了一些与台湾历史比较有关系的文章，例如清代连横的《台湾通史·续》等等。
本土化一开始的用意是好的，因为过去过于强调外省人的生命经验，而对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着墨太少。台湾是一个海岛，在1949年以前深受闽南文化和日本殖民的影响，与北方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老国民党政府忽视这一块，我认为把它补进来是相当适当的。而乡土文化和中华文化本身也并不冲突，之所以会有后来的那些争议，那都是政治人物的操作罢了。就像逛孔庙和喝可口可乐、说英文和读论语，本身也不带冲突一样。
我们这一代的学习过程里面，我认为那些所谓的「去中国化」的争议是假议题。
我想我们七年级（80后）的台湾学生，所读过的古文、知识等等不会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来的少。像我们以前高三上的《中国文化史》，背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中医分成哪四大派（什么攻下派、寒凉派、温热派之类的）、山水画在唐代分成王维的破墨山水和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等等、中国佛教的「教下三家」是哪三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
有些部份，我想大陆的中学教育应该也没学到这么细。只是说，学了多少，那就真的看个人的慧根了。

（八）

Commonwealth — 蒋经国时代的遗产

今天是蒋经国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为了应景，也为了继续我的文章，我决定有别于我前面的原则—我要来谈一点政治。
九零年代在台北生活，其实也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当时台北的交通已经够乱了，却又同时在建五条捷运线，搞的乌烟瘴气，每到上下班时间就是噩梦一场。联合报前总编辑张作锦先生，曾经把忠孝东路挖地铁这件事情，讽刺为「世界第八大奇景」。因为真的太塞了。
九零年代台北市的公园、绿地也没有现在多，自行车道、运动设施也没有现在方便、空气污染比现在严重。更别提现在有什么台北101、跨年晚会、新光三越信义新天地、小巨蛋等等。理论上，这些年来台北人的生活舒适度是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懂得休闲、污染也比以前轻微、捷运、新的快速道路盖好以后，交通也自动改善了、治安也不见得比以前差。
而且，正如我在《我们这一代台北人》系列的一开始我就提到：如果我们从客观的数据来衡量的话，九零年代以后的台湾经济还是有在成长的，人均的国民所得也还在增加。但是未何在人们感觉的层面上，包含我在内，我们会觉得八零、九零年代的生活，过的比现在好？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自己的答案是：因为蒋经国的政府留给台湾人民留下一个最伟大的遗产，就是一个均富的社会。
台湾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ㄧ，也成为了战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代表，蒋经国那一代的领导人，当时专业的文官系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这批人：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赵耀东等等，他们达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把台湾从贫穷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均富的现代社会。
所位均富的社会不是自己吹的。台湾在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同时，因为政府控制得宜，透过税制、社会福利、鼓励中小企业、限制大企业、教育政策等等，让台湾在达成经济起飞的同时，同时控制了贫富差距的加大，甚至还略为缩小。
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16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的人均所得从482元美金成长到5829元美金，成长了11倍。但同一时间，台湾最高的所得20%的家庭和最低20%的家庭，彼此的收入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甚至在1970~80年代之间，还略为缩小，最低曾达到只有4.01倍的差距。
在那个时代里，台湾几乎是全世界最公平的一个社会。当时西德的此一比例大概是8倍、美国大概是14倍。这让一向注重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西欧和北欧国家非常惊讶：台湾是怎么做到的？
一方面，当时的蒋经国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却限制私人大企业的发展。当时王永庆虽然已经颇为知名，但台湾那一笔一笔的外汇，其实是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提着手提箱和公文包，一个人独自勇闯欧美国家，用他们不怎么标准的英语，去和欧美的跨国大公司争取来的。
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家里的客厅即是工厂。从国外大企业转包而来的订单，会分给左邻右舍去帮忙制作代工。另一方面，整个台湾社会在那时是相当流动的－只要你有心、有能力、去搜集一点钱，人人都可以创业、都可以开个小公司当老板。
所以台湾有句谚语，叫做「黑手变头家」。黑手，是闽南语，原来的意思是指修车的工人，因为手上沾满了机油，所以手都是黑的，后来泛指从说：即便你只是修车的黑手（最低层的劳工），一样有机会可以当到老板（闽南语是头家），赚自己的一桶金。在那个时代里，这样的故事非常多，而且这些原来当底层员工的人出去创业，自己过去的老板不但不会计较，有时还是这些黑手老板的第一个客户。
另外一方面，当时也让所有的人给予公平的教育机会，只要你有心，不论职业、不分贵贱、不分族群、不分出身，都可以透过公平的考试取得学历，进一步得到向上攀升的钥匙。对于不怎么会读书的人，给予他实用的职业训练和职业教育，让他能够直接到社会上找到一个能做的工作。有时，这些低学历的专业人员，赚的并不比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少。
最后，透过税制、社会保险，让穷的人缴比较少的税、甚至不用缴税（目前法律规定：年收入在二十万台币以下的人，是不用缴所得税的。当时的金额我不清楚），富的人交比较多的税，再由政府转发给予底层收入的人民社会补助和医疗保险。
如果说，是国父孙中山提出了建立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均富社会的理想。在经济和社会的层次，透过蒋经国、孙运璇、李国鼎等人的手，在台湾完成了国父的理想。台湾经济奇迹的关键不在富、在均富。这与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其它战后新兴的经济体，依靠大企业和金融业的经济成果，有很大的不同。
台湾从没有出现过像韩国的三星、现代、LG等有政府做背后支持的巨大企业集团，或者像日本的日立、Sony等超大规模的私人企业，更没有那些超级富有的亿万富翁、企业老板。台湾的发展故事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勇气的中小企业主。
这也是今日，包含我在内的台湾社会大众，怀念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原因。八零、九零年代的社会，是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却也是史上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九零年代的台北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度，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你在街上看不到太多的豪门巨富，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靠着自己的努力，以及公平的社会所给予的机会，不断成功的故事。
九零年代以后的台湾经济虽然仍在成长，但果实多半被那些豪门巨富、金融家、电子大亨赚走了，一般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并没有得利。如果扣除掉物价的影响，台湾中下阶层家庭的实际收入，已经比九零年代初期来的少。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台湾最高所得20%的家庭，和最低所得20%的家庭，收入的差距已经超过六倍。
当社会不再流动，或者流动的太慢，人们的满足感就会下降，这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如何重回过去那个公平的社会、均富的社会，是现在的政府和我们这一代的台湾年轻人要努力的目标。

（九）

我的思想起—忆九零年代的童年与音乐

每当我在路上走着走着，脑海里常会冒出一首歌，却总是只记得前两句：「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总是一直想不起来这首歌的后面怎么唱，也忘了这首歌的真正的歌名。直到有了YouTube之后，可以直接上网去搜，才发现这首小时候学过，而长大后不断从脑海里不断冒出的歌曲，叫做《月琴》：

唱一段思想起 唱一段唐山谣
走不尽的坎坷路 恰如祖先的步履
抱一只老月琴 三两声不成调
老歌手琴音犹在 独不见恒春的传奇
落山风 向海洋
感伤 会消逝
接续你的休止符
再唱一段唐山谣
再唱一段思想起

为了方便大陆的读者阅读，解释一下这首歌的典故（虽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前文中提过（《四》那篇），在 1970 年代之前，台湾年轻人喜爱的音乐主流为西洋音乐。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触发了台湾年轻人面对自我。也开始萌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的想法，并喊出「唱自己的歌」。
民歌运动早期歌咏山水、青春，旋律清新自然、歌词朴素，并有浓厚的中国风和大学校园气味。这首《月琴》是那个年代的杰出作品之一，后来也被不断传唱。
月琴这首歌，原唱郑怡唱得最传神，后来被张雨生、张清芳等歌手都翻唱过，是知名的民歌。这首歌是在讲作者郑怡对台湾屏东县恒春镇的记忆，而恒春镇就是电影海角七号的拍摄地，也是台湾最南边的一个镇，恒春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垦丁。
歌词中的「落山风」是一个地名，在屏东恒春，在海角七号拍摄地一带，不过落山风一般也指的是从台湾东部吹向西部，翻越三千米高的中央山脉之后，往下降的热风，也被称为「焚风」。
老歌手，指的是台语走唱艺人陈达，是恒春的传奇。他擅长月琴 、二胡，陈达最有名的闽南语歌是「思想起」。「思想起」本身是一首闽南语歌，不过七零年代的民歌作品里面，大多还是以国语为主（主要与国府提倡国语有关），所以本曲还是用国语创作。
另外，过去闽、粤海外移民的一个习惯，会把中国大陆称为唐山。所以曲中的唐山并不是指河北省的唐山市，而是指大陆的意思。这个用法现在比较少见，不过在明清两代的文献里面，非常多这样的用法，尤其是在闽南语里面。过去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也会这样用。
当然，我成长的地方跟恒春镇没什么关系，虽然我也经常是垦丁过来过往的众多游客之一。但这首歌引起我的回忆，是因为我在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跟老师学过一些民歌，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
以我的年纪，我对郑怡、或者民歌流行的时期是没有印象的，不过张雨生跟张清芳是非常的熟悉。然而，正如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生所经过的，在我们小的时候，仍然体验到了七零和八零年代的那种社会风气、还有那时流行的东西。这首歌，是我现在的我，和美好童年的联接之一。
很多早期民歌时代的流行歌，后来都变成我们七年级这一代幼时的儿歌。例如很有名的《捉泥鳅》，当年创作的时候，可不是特别针对孩子的，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不是别人，就是《龙的传人》的作者－侯德健。

池塘里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泥鳅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
小牛的哥哥带着她捉泥鳅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

很难想象，如此童稚的歌曲，居然是来自于侯德健，这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当然，对一个都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不会知道泥鳅怎么抓，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真的抓过泥鳅。不过，当时老师也很聪明，就会跟我们这样的孩子说，这是你们爸妈小时候的故事，小小的心灵也就可以体会了。
而对当时的一个小朋友来说，当年跟《捉泥鳅》差不多红的，但现在比较少在唱的是《秋蝉》。这也是民歌时代的作品，后来都变成童谣了：

听我把春水叫寒 看我把绿叶催黄
谁道秋下一心愁 烟波林野意幽幽
花落红 花落红 红了枫 红了枫
展翅任翔双羽燕 我这薄衣过得残冬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春走了 夏也去 秋意浓
秋去冬来美景不再
莫教好春逝匆匆 莫教好春逝匆匆

不过，回忆起自己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应该是1991年叶蒨文的《潇洒走一回》，那时我还不算会认多少字，更何况对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少年岂知愁滋味？更遑论会知晓潇洒走一回是何物。不过，那时纯粹是因为跟着大人去混钱柜，很自然就会听到这首歌，听久了也就自然会了。
就像逝去的九零年代一样，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歌词华美，却不堆砌辞藻，也不像现在很多歌手几近无俚头的内容。有一段时间，电视里最流行的电视剧是《包青天》（中华电视公司播出），后来又流行《阿信》（中国电视公司播出）。于是，很自然的，黄安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新鸳鸯蝴蝶梦》（包青天的片尾曲），是自己会的第二首流行歌，当时同学之间还会比较谁会唱，很有趣。而一直要等长大以后，才知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原来是李白的诗句。
至于阿信的主题曲《感恩的心》，就变成每年母亲节必唱的歌了。小学的时候，学校在母亲节主要是放两首歌，一首是《感恩的心》，另一首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印象里，我第一次学会唱《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是在小二的时候，老师在母亲节前教：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不管风吹雨打　不管星期或例假
我的妈妈从来不放假工作为了家
厨房是她的天下　狮子头还有红烧鸭
样样她都精通不会假她是我妈妈
从小常常挨骂　那是因为我不听话
不要以为这是种惩罚她只要我长大
妈妈我感谢妳没有把我跟大毛比
虽然我考试没有得第一她说只要你尽了力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哦~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不管太阳升起不管夕阳它又落西
为了我们妳牺牲了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
将来有那么一天我把太阳高高升起
挂在妳永远满足的笑意里妈妈我爱妳~

小时候的儿童节，台北市政府会帮在台北读小学的小朋友，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我记得我有收过创意笔筒之类的。现在应该还是有个这个制度，只是因为我离那个年纪实在是太远了，不太确定现在的小朋友是如何。
90年代初的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有线电视，有线电视要到1994年以后才算是正式开放，我记得我家里是等到我小三才有装有线电视。那时一般家里人的只有三个频道－台湾电视公司（台视，TTV），中国电视公司（中视，CTV），中华电视公司（CTS），三者合称为老三台。这三台现在都还在，不过收视率自然是不如以往。中视《光阴的故事》、《超级星光大道》等，是少数近年来受欢迎的节目。
后来我印象里面，是先有TVBS，后来才有其它的像中天、东森等其它新闻频道的拨出。当时TVBS晚间新闻从六点半开始播，拨到八点，比起老三台的七点新闻，号称是最完整的内容。其实，最早期的时候，三台的新闻都是七点到七点半，后来中视改成播一个小时，另外两台才跟进的。
改成有线电视以后，整个节目一下子就暴增。美国的卡通频道、香港的电视剧、迪士尼的卡通频道、以及Star movies等等，开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港剧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许多九零年代的经典老片仍在每天回放，许多片的台词，都变成了网络上BBS和其它网站常用的话。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赌片系列，包含周润发的《赌神》1,2,3集、刘德华的《赌侠》1,2、周星驰的《赌圣》等等。周星驰和导演王晶的电影也是不断回放，如《鹿鼎记》1,2、九品芝麻官、唐伯虎点邱香等等，实在是经典到不行。
下次你在台湾的BBS上面，看到有人说：来人，关门放狗；我是跟着乡民一起进来看热闹的；来人，喂公子吃饼；小强的典故等等……不要觉得搭不上边，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生共同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另一个与上一代有密切联系的，是金庸和古龙（女生的话还有琼瑶）的小说。而当初随着有线电视台的发展，其实还有红极一时。例如1997年的时候，台湾同时上映了任贤齐、李若彤、范文芳主演的三部不同的《神雕侠侣》，算是神雕的热门年（我记得是97年或96年的样子）。前前后后还有鹿鼎记、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射鵰英雄传、圆月弯刀等等。都曾红极一时。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多少人真的看过金庸和古龙的原著（我爹是有全部看完，我家有买金庸全套的小说，不过我从没看完过。），不过随着电视剧和电影的发展，还有电玩游戏，大部分的武侠小说还是植入人心。台湾大宇电子出版的游戏《仙剑奇侠传》，曾经蝉联两三年的计算机游戏销售冠军。
当然，还有很多电视剧和游戏是很有名的，卡通也是一样，不过我想卡通大概两岸红的片应该都是一样，反而是电视剧和港剧的接触有比较多的差异。这里就不谈卡通的部份了。

（十）谈谈我们自己－七年级的这一代

真正把自己当台北人，并且有这样的认同感，以台北作为自己的家乡，大概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的。在以前，台北是外省官兵的重庆，是上一代中南部乡下青年人的应许之地（可以在这里赚到钱），不过都不是家乡。到我们这一代出生时，上一代来到都市打拼的人们已经定居在都市里，而我们这一代，就成为了都市的「原住民」－因为我们从一出生就住在都市里。
我们这一代台北人有几个特色：第一，就是我们只说国语。不论你的父母亲是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彼此之间沟通，只用国语沟通，国语是我们的「母语」。就像我母亲的母语是闽南语，但是她和我沟通的时候，还是用国语沟通，而不同于她和她的父母亲和同辈人沟通时，多半都是用台语。所以像我跟老一辈的人沟通，可能会出现这种，他讲闽南语，我用国语回答他的情形。彼此都听的懂，但彼此都不习惯、也不太会说另一种语言。
以前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如果同学之间彼此沟通时，谁讲了一两句台语，马上就会引起侧目说：你这个人今天是怎样？怪怪的喔？干麻讲台语？这和我们上一代，在本省小孩之间都用台语交谈的方式已经不同（当然，当时的外省小孩还是彼此用国语沟通啦，不过人口比例上，本省人一直都是占大多数。）。在台北，即便是本省家庭的小孩，跟同侪之间也是用国语沟通。
第二个，基本上我们这一代出生以后的生活就算满好的，我们是一出生就在台湾富裕的时代里。像很多大陆的同学，长大后就是直接用手机、CD、DVD等等。但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七年级生，基本上都还有经历过家里用call机（台湾俗称B.B. Call）、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的时代，也有用过那种超大的手机，当时台湾俗称大哥大或黑金刚，是大到可以拿来当武器的那种，在一些老一点的电影里面会出现。
那些在物品，在80、90年代的台湾社会也已经不算是奢侈品了，很多人家里都有。因为台湾富裕的比较早，所以我们经历过一个从录音带到CD、从录像带到 DVD、从黑金刚或Call机到手机的科技和生活习惯的变迁过程。例如说到现在，大家还是喜欢讲「滚石唱片公司」而不是滚石音乐公司，即便滚石早已不做唱片。
第三，我们这一代出生的时候，台湾的中产阶级结构就已经很稳定，已经有一套中产阶级的文化，而我们是在那个文化底下长大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台北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那种从乡下到大都市，或者从过去到现代的那种环境巨变，因为那个过程在我们的父母亲身上就经历过了。所以我们这一代台北人就很习惯都市的生活。
像麦当劳在80年代就进入台湾市场（九零年代有一个满有名的社会事件，是台湾第一家的麦当劳，当时厕所被放土制炸弹。），很多小朋友是从很小很小开始吃麦当劳（包含我在内）、从小开始用7-11的东西。
我自己的话，大概从还不会讲话，就被大人带去忠孝东路逛街了。那时的台北人的生活和现在已经差别不大、该有的商品大概都有了－太平洋Sogo、新光、钱柜、麦当劳、很多的餐厅、国际服饰品牌等等。像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什么快餐都有，美国的主要品牌：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德州炸鸡、温迪汉堡等等，都是在80年代末就进入台湾市场。
反而比较有趣的是说：越到后来，温迪等品牌越竞争不过麦当劳、肯德基等大牌子，而退出台湾市场，让台湾的连锁快餐品牌在2000年以后还变少了。另外像美国城市里常见的Friday’s、双圣、Tony ROMs’等美式餐厅，也是很早就进入台湾市场。Wellcome（顶好超市），也是很早就出现在台湾。
再来，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我们从小就出国玩的人很多，出国的经验很常见。以观光为由的出国限制，台湾在1979年就全面废除，从此以后，只要去办，就可以去拿到护照，没有任何限制。而比较短距离的地方，例如东南亚、日本、英属香港等等，去过的人就很多了。

回憶總是美好的－續談九零年代的音樂和流行

九零年代流行的东西还有很多，当时像家家户户必看的综艺节目也很多，如礼拜六的「龙兄虎弟」（台视制作，主持人是张菲和费玉清）；礼拜天华视的「超级星期天」（主持人有很多，如张小燕、哈林、阿亮、阿雅、黄子佼等等），更是播了十年以上，「超级星期天」本身也带动很多流行文化，例如当时学生活动中流行的「超级比一比」，就是从这个节目上面学来的。而那时台湾也已经有一些益智节目，如当时的「百战百胜」（由胡瓜等人主持），闯关失败的就会掉下去水池之类的，非常的有趣，也很令人怀念。
另外一个值得一题的是广播电台。过去在解严以前，广播公司的数量和类别是有严格限制的，大概只有中国广播公司（中广）、中央广播电台（央广）、教育广播电台等等，到解严以后才全部开放私人经营。而九零年代随着台北的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开车的人也越来越多，车上收听广播的人口大为增加，而且主要都是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就因此有很多新的广播电台兴起，例如「飞碟电台」就深受欢迎、Hit FM、台北之音等等。
当时飞碟电台的收听率很高，也捧红了很多艺人。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张惠妹窜起的过程。而许多人对张惠妹一开始的印象，就是飞碟电台里面有一段自己的广告录音，会在广告时段中播放：「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UFO」。这一段有趣的台词，透过张惠妹独特的嗓音，让很多人对飞碟和阿妹印象深刻。
至于张惠妹当年怎么红的？她的故事也可以看到那时台湾的流行文化。
90年代初期的张惠妹，原来也只是台东山上，卑南族一个部落的公主。后来，她参加了当时非常深受欢迎的台视歌唱节目「五灯奖」。这个节目总共播出了超过三十年，从60年代一直播到90年代，捧红了很多歌手。如蔡琴、吴宗宪、黄安等艺人，都曾经参加过这个节目的比赛。「五灯奖」算是后来所有华人电视选秀节目的原型。
在节目上唱歌的挑战者，如果获得评审最高的评价，就会得到五个灯。而连续五周都得到五灯的，称为「五度五关」，可以得到十万台币的奖金。而这个节目后期最大的影响，大概就是发掘了阿妹。阿妹是90年代唯一一个，也是这个节目最后一个得到五度五关的参赛者。
最后被张小燕和张雨生等人挖掘，在张雨生担任制作人，张小燕的先生彭文华担任老板的<丰华唱片>发行下（丰华后来被飞碟唱片合并），阿妹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在台湾卖了108万张，非常的惊人。第二张专辑「Bad Boy」，光在台湾就卖了135万张，打破了史上最高的纪录，打败原来的纪录保持人「歌神」张学友。
今日，由于盗版和网络下歌的盛行，新一代的歌手已经没有办法，在台湾再卖到百万张的规模，九零年代的辉煌纪录似乎成为永远。就连后来的周杰伦、孙燕姿、梁静茹在刚出道最红的时候，大概一张专辑，在台湾也只能卖到三十万张左右。不可同日而语。
一粒沙可以看见一个世界。一个歌手或一个节目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所有台北人的故事。从开始写到现在，我就一直在想：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才开始怀旧、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还是真的在我们的那个成长的岁月里，有那么多美好的日子、有那些美好的价值、美好的回忆、单纯的热情、还有很真切的感动？感觉这些东西，在这个年代似乎是很难再有，所以当旧梦是如此美丽的时候，大家怎么会不想重温旧梦呢？

（十一）

我的精神食粮－天下杂志

得先声明这不是广告，就像我说我喜欢看《联合报》一样，那纯粹是一种习惯，一种记忆，和一种风格。绝对没有打广告的意思。
在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办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透过杂志的方式，来表达和关注自己所关心的议题。其中，对台湾社会影响很大的一些「党外杂志」，激发了许多人的理想，也让很多人投入反对老国民党（1987年以前的国民党）的行列。
当时最著名的两本党外杂志，一本叫做《美丽岛》，另一本是《八零年代》。这两本杂志透过表达反对国民党一党执政、提倡民主化等等，而受到当时很多人的欢迎，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美丽岛》杂志的总编辑不是别人，就是前民进党党主席、倒扁总指挥施明德。后来，1979年因为爆发「美丽岛事件」，在高雄引发群众和军警之间的暴力冲突。让《美丽岛》杂志停刊，施明德、吕秀莲等人因此入狱，也让新的一批人来接替原来党外的势力，包含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等。
1979 年「美丽岛事件」爆发的远因，其实和中美断交有关。当时因为因应中美断交，蒋经国发布紧急命令，停止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选举，引发党外人士的不满，认为这是妨碍了他们的参政权，最后才闹上街头，进而引发流血冲突。因为当时仍属于戒严时期，所以依法，《美丽岛》杂志社的这批人，必须要接受军法审判。
不过，当时因为台湾社会已经安宁许久，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也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一场大逮捕行动，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也包含美国等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后来在许多人的压力之下，「美丽岛大审」就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虽然最后，当时美丽岛事件的相关组织者，还是被判入狱服刑，不过，并没有人因此被判死刑，算是威权时代的一大进步。
当时在场听候审讯的，包含了一位台湾籍的华尔街日报驻台记者－殷允芃女士。
殷允芃是那个时代里，台湾少数杰出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之ㄧ，而且是担任世界顶尖的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驻台记者。殷允芃的报导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时，是副总统谢东闵被邮包炸弹炸断手。这项震惊台湾的重大新闻，注销来却只有短短两、三段。但她仍锲而不舍希望为台湾发声。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殷允芃在《自立晚报》总编辑吴丰山安排下与作家陈若曦见面，并且请陈若曦代表知识界去见蒋经国。因此，后来一般认为，当时的蒋经国听了陈若曦的逆耳忠言，才没有让任何被告被判死刑。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第二版刊登了一篇「台湾即将公开审判异议分子」的长篇报导，一幅作家陈若曦的大照片，内容详细叙述作家陈若曦带着海内外知识界的联署信求见蒋经国总统，要求宽大处理美丽岛事件被逮捕的异议分子。蒋经国两度接见陈若曦，和纽约时报的大篇幅报导，对美丽岛大审的公开起过一定程度的作用。
写这篇报导的记者，正是殷允芃。然而，经过美丽岛事件之后的殷允芃，突然发现到，与其在外国媒体上替台湾发声，倒不如自己跳下来为台湾加分。因此，她在一年多以后开办了一份叫「天下」的杂志。希望跳脱出政治的争议，替台湾设立一本专业的以报导财经、社会为主轴的月刊。「天下」－取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代表大家对一个美好社会的追求。英文的刊名也取作《Commonwealth》，还在底下加注：For a better society.
天下杂志以财经专业杂志的形貌面世，是台湾第一本此类的杂志，也在八零、九零年代引领风潮。《天下》的创刊号，引起广大回响，两天内全部销售一空，一个月连续再版三次。在那个解严前后社会开始骚动、一切都要剧烈改变的时刻，「天下」的声音冷静、理性、沉稳，准确的想象，与当时台湾社会中大量崛起的中产阶级对话，介绍新观念，引进新思潮，大幅报导卓越的企业领袖和那个时代起关键领导作用的财经技术官僚。
解严之后，由于台湾大众媒体竞争激烈，媒体乱象在近年来一直广受各界恶评。《天下杂志》对此也曾多次探讨。该杂志并不认同尖酸刻薄的报导模式，和狗仔队的采访手法，报导也鲜少出现严重错误，得奖甚多。 由于报导深入浅出、观念领先，连续赢得国际及国内大奖，包括亚洲最具权威的新闻大奖「SOPA」、优良出版品奖项「金鼎奖」与奖励新闻专业的「吴舜文新闻奖」。连纽约时报都曾说：「天下」是台湾的一面镜子。
我大概在初中时开始读《天下》，至于我为何开始读？因为那时我父母都是天下的读者（就跟我看《联合报》是一样的道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和高中的阶段，它的贡献仅次于《联合报》，是对我的人生观和知识，有很深影响的媒体。
后来台湾许多类似的杂志，都是从学习《天下》开始的。它是最早创设开创台湾「一千大制造业排名」、「五百大服务业排名」、「标竿企业排名」、「全球竞争力排名」等财经专业议题后，更陆续报导「大企业、大污染、大责任」、「黑金政治」、「土地之怒」、「新台湾之子」等话题，对台湾社会的畸形发展提出批判。也不断推出「一同走过从前」、「发现台湾」「环境台湾」、「影响两百」历史系列，对台湾走过的岁月深刻反省等调查的媒体。
而从1981年创立至今，走过快三十个年头，特别是当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普遍都开始堕落之后，《天下》还是能维持一定的报导水平。
虽然中间断断续续很多次，不过我从去年开始，又开始当《天下》的订户了。从过去到现在，天下写过很精采的报导。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这本杂志不是只谈财经，它其实非常关注于我们这一代的教育问题。近年来，它的走向也越来越多样化，包含每年会有许多的特刊等等，非常精采。另外，它也提供每个月英国《经济学人》的中译版在杂志内，让英文不好，或者没有时间看《经济学人》的人，可以直接看中文的翻译。
走过近三十年个年头之后，「天下」也很多元发展，出版了其它的杂志如专门谈论健康和养生的「康健杂志」，专门给社会新鲜人学习职场知识的「Cheers」杂志，以及最新的关于幼年孩子教育的「亲子天下」杂志等。另一方面，天下杂志的出版社也是台湾六大出版社之ㄧ，不论国内外，许多最新的商业、管理等书籍，天下都有出版。
我们这一代的七年级生很幸运，有许多优秀的媒体陪伴我们成长。不过，我仍旧最喜欢《天下》，一方面，它和联合报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占有一个位置，另一方面，我也喜欢它的发刊辞和精神：代表大家对一个美好社会的追求。
九零年代的美好记忆很多，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就让继续看吧。

（小结）

在这样的城市里成长－我们的文化和乡土教育

国际知名现代舞舞团－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台北的文化和多元性：「从一杯星巴克的浓缩咖啡，到一杯现泡的乌龙茶之间有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台北。」
他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喝的饮料上面，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多元的文化风格。一方面，咖啡馆在台北多如天上的星星。如果按照作家龙应台的说法，台北这个城市至少有四千家独立经营的咖啡店－从我曾经写过的武昌街一段七号「明星咖啡厅」，到台大巷子里的「紫藤庐」等等，仔细寻找，可以在这个城市里发现最不同的咖啡店。而今天也不缺乏咖啡连锁店如Starbucks等，让台北成为一个十足的咖啡店城市。咖啡店对台北人而言，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寻找到一间属于你个性的咖啡店，某程度上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另外一方面，台湾是茶的产地。即便习惯了喝西洋人的咖啡，传统的乌龙茶、包种茶、铁观音、香片、普洱茶等等，也是不乏其中的爱好者。在现代化之后，老的茶叶也可以有新的作法，从当年珍珠奶茶的风行，天仁茗茶一家一家的开，到现在满街的饮料店，茶的文化在台湾彻底的展现。同样的，茶的文化也经过了现代化，而在现代化中被保存下来。
在一个城市里，要同时包容这么多喝乌龙茶的人和这么多喝咖啡的人，这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在台北，你可以发现某家星巴克的隔壁，是一家卖珍珠奶茶的饮料店；而这也就像是这个城市包容着各式各样的人－传统的、流行的、古老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本土的、西洋的－都在这个城市里涌现，各自有各自的爱好者，而且并不冲突。这是我们的成长背景。
但台北当代的多元文化，背后其实是几十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探索、理解、学习。「文化是真实生活的展现」。创意不是恶搞，创意的材料是来自于足够知识的积垒，也来自于可供思考的环境。我们传统的教育里，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和训练，另一方面，在学习现代化和西化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去思考和发想。过去的篇幅里面，我已经有谈一些到我们这一代的学校教育，这里，我要谈谈我们这一代所受的「社会」教育。
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的台北小孩，接受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教育，而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一座城市，才有办法做这样的教育：一个城市的同一条捷运线，会经过四百年历史的龙山寺，也会经过流行最前线的西门町、现代主义象征的101大楼，这是这个城市百年的文化积垒。二十世纪后半夜的现代化，以及对于繁荣生活的追求，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成为现代主义的信徒－我们喜欢高耸的大楼、宽阔的马路、巨大的公共建筑、熙熙攘攘的人潮。
不可否认的，比起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金融中心、世界城市，台北的楼不算高、马路不算大条、街景也不整齐。有个老笑话就讲说：某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到台湾来参观，旁人就问他对台湾建筑的观感。这位建筑师就回答说：台湾每一栋建筑物都非常的有特色，不过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好像缺乏沟通。
但过去所有旧的建筑，难道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一定要改建成高大的摩天大楼、宽阔笔直的大道和壮观的广场吗？现代主义一定是一个城市，乃至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答案吗？
九零年代以后的台北开始反思，也开始思考过去追求数十年的现代化路程，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在整个都市景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的除了实体的建筑之外，其实也失去了我们的记忆来源、文化依存。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历史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却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最热衷的信徒，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忙着植入一种不属于自己民族传统的高楼大厦，却忘了自己需要的建筑是什么。
台北是个历史不长的城市。从建城墙至今不超过一百三十年，从现存最早的建筑开始算，大概也不会超过四百年历史。但是，当代的台北却是一个讲究「历史」的城市。这个「历史」，其实就是每一代人的「回忆」。因为我们没有历史，所以前几代人的回忆，就是我们最伟大的历史资产。现在大家对于台湾过去的样子，已经开始有政治上的争议，不过，无论抱持着什么观点，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保存历史资产，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做的事。
九零年代以后，在现代化的同时，大家开始发现守护自己的「记忆」其实是很重要的。许多小区的居民开始投入这个行列，许多地方无论城市或下乡，已经有很多人自发性的成立文史协会之类的组织，一方面探索自己故乡的故事，一方面也重视文化和记忆的保存：这是我们的根，要让下一代知道。
在台北，除了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外，学校和政府也推广许多的乡土教育，带大家认识自己的家乡。台北市政府会送给所有在学的小朋友和中学生，一些关于台北的文史和地理信息，并且集结成册。像我那里有很多如「故乡台北」、「历史台北」、「悠游台北」等等，从我小学到现在，台北换了两个党的四个市长，但这样的乡土教育仍是在持续。
我们这一代台北的小学生，从小一到小六，校外教学必去的景点除了「快乐天堂」－木栅动物园之外，台北的故宫更是必去的。我记得我小六的时候学校带我们去了一次，而刚好初一的时候，又被学校带去了一次，所以我那两年就去了两次。当然，我更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就有带我去过。你今日到故宫去参观，一样可以发现到有很多的父母亲，带着他们八、九岁的孩子，到故宫去近距离的教育孩子－文化不是那些高不可攀的艺术，它就在我们的周围，那是我们的根。
就像你可以在101不到几百米的台北市信义区角落，发现眷村文化的遗留－「四四南村」。在寸土寸金的信义区（相当于上海的浦东或者香港的中环），这个历史的遗留－眷村，却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今天成为了小区居民聚会的地方和博物馆。虽然这个村子早已没有人居住，但那是很多人的记忆，所以它应该被保存下来。信义区有最现代的101、世界贸易中心，却也有台湾在最贫穷和战乱的时代，大家所居住的村子，这是台北在九零年代最伟大的成就。现代化的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破坏传统。
像万华区的庙宇、旧街、西门町的红楼、过去文人聚会的紫藤庐咖啡馆、明星咖啡厅、台大的日式教职员宿舍、洞洞馆、台湾铁路局的机房、车库、台湾第一台火车头、基隆河的中山桥、北投的公共浴池等等，甚至只是某条路路边的一排老树，在这个城市里，都被保存了下来。几乎所有的文史资产，哪怕只有一点点价值，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公立的或者私立的，我们这一代的台北人的希望能够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是我们资产。
很多人只看到开发时期的短暂利益，却忘了历史资产本身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历史建筑要透过教育，才能够产生与当代社会的联接。故宫的文物如果只是放在那里，那文物和我们之间缺乏连接；古迹如果只是放在那边，那跟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关系－这些，要透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才能够真正给予我们启发性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建设，要能够包容所有人的记忆，尊重城市里每一个人的记忆。就像马英九以前演讲时所说的：「建设可以让一个城市变的很大，但只有文化才能让一个城市变的伟大。」
这时，我就会想起林怀民先生的那句话，而且我就会发现，我喜欢的正是香醇的乌龙茶，而不是连锁的咖啡。一个老的咖啡馆，可能可以抵过数十家的星巴克连锁店，但这个城市里，也提供你连锁的咖啡，而这正是台北的文化特色。

（十三）

美好的故事好像永远的说不完，但似乎已经永远离去。清代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明末清初的张岱写《陶安梦忆》，白先勇写《永远的尹雪艳》，是否都带有这样的心情？红楼梦里的角色，都是十四、十五岁的年纪，如果对照曹雪芹自己的生平，十五岁的年纪，不也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吗？
当你看过了一夕致富、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心中其实也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自己：那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到头来，很多都是一场空－就像1990年的台湾的股票大起大落一样：同一张股票，几天前可以值几百万台币、值一栋房子，也可以几十天后拿去当壁纸贴、扔在地上没人愿意捡。繁华与失落，总在一线之间。
但人就总是贪心，会喜欢过去那段美好的繁华岁月。就像我在前面的段落里，谈到了90年代教育改革的许诺和失落。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而言，今日的台湾，似乎也存在着许诺和失落吧！我们七年级的这一代，生在台湾最美好的时光，而当我们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时，我们要面对的，却是过去留下来的种种烂摊子。恶化的自然环境、疏离的人际关系、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恶质的政治等等。
其实持平而论，我们这一代的当然比我们的祖父母幸运－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乱、逃难、大部分的孩子也没下过田、放过牛；我们比起我们的父母幸运－我们大多数的人不需要离乡背景、离开家乡自己出去闯天下、去工厂打工。
但同样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台湾的经济仍在高速成长，但当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生活费时，我们却发现到台湾的经济荣景不在。那种心理的落差和失落，一时半刻是很难接受的。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会有任何一种感觉，比这种感觉更糟糕了。
从小在富裕的环境下成长，就导致了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像七年级这么两极化，不论能力或态度都如此。我们这一代的学历居各世代之冠，但不少大学生却只有初中程度；这中间不乏养尊处优的草莓族，却也有很多人充满危机意识，知道现在环境差，不管工作再怎么苦、薪水再怎么低也都有人愿意接受。这究竟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造成的？
1993年，台湾的人均国民所得(GDP)超过一万美元大关（以当时的美元货币价格计算），成为全世界人均所得前三十名的经济体。而且当时的基尼系数仅0.31左右，虽然比起80年代来讲，贫富差距已经有升高的趋势（台湾的基尼系数史上最低点是1980年的0.277，当时人均所得约四千多元美金。），但在全球仍算是收入分配最平均的经济体之一。另一方面，当时的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都低于3%。可以说是台湾战后四十年多经济建设最好的成果报告。
这样的经济成果，靠的是七零年代以来，台湾的经济持续起飞。经济成长的动力，最早是靠中小企业、加工出口、劳力密集的产业，而九零年代以后的成长，主要是靠电子产业为主。
产业升级是一个复杂而且痛苦的过程。如何在工资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从劳力密集升级到技术密集、资本密集，是八零年代以降最重要的问题。幸好七零年代的蒋经国政府，除了十大建设以外，另一个伟大的远见：就是愿意花大钱投资在当时在全球都算非常先进的电子业，希望替台湾找到下一个经济奇迹。
七零年代，台湾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新竹科学园区、联华电子等等，发展科技和信息产业。经过长期的投资和成长，电子业、半导体、光电等产业到了九零年代之后开花结果。电子业和大学内电子专业的科系，也成为理工科最热门、分数最高的专业。我们几乎可以说，台湾的产业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吃那时投资的老本。我们这些乘凉的人，真的不能不佩服孙运璇、李国鼎这些专业官员的远见和眼光。李国鼎还被誉为是台湾科技之父。
新竹科学园区的年产值，目前已经超过一兆三千亿新台币，约占台湾全岛GDP的10%左右。但新竹科学园区靠的是高技术、高学历的人才，所以整个竹科大概只聘用了十多万的员工。而相对于它的产值来说，十多万的工作人口能够创造的产值，是非常不简单的。竹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园区之一，也可以说是亚洲最成功的案例。
而电子业的主要高素质、高技术人力来源，就是过去一甲子以来，送到美国去的留学生们，这些留学生一直是台湾与国际接轨，与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人才资源。一九八○年代到九○年代，有一批台湾留学生队伍归乡创业，带动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目前新竹科学园区约有三分之一公司由海外学人回国创立。甚至到现在，台湾信息产业的维系，仍然依靠着过去台湾留美的人力。
不过，我们下一个工业成长的动力，却不知道在哪里。电子业可能有一天会没落，就像过去台湾的制糖、成衣、玩具、羽球拍，或者其它的产业一样。因为台湾在九零年代以后的经济成长，靠的是电子业独挑大梁，其它的产业已经逐渐失去竟争力。
而电子业独大的结果，就是让整个资源、人力、产业配置极度不均衡。在平均工资、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以及全球化造成的产业转移等因素之下，九零年代以后台湾的产业发展极度不均。电子业除外的其它的轻工业、传统产业，逐渐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以及传统产业纷纷外移大陆和东南亚，造成庞大的失业问题。
但电子业，本身有一定程度的高门坎，不是一般人可以踏入的。对于没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中年失业或者传统产业的工作者而言，他是很难中途再转入电子业的。所以这样的成长果实，台湾有许多人的分享不到，只能屈就于更低收入、更竞争的行业，造成九零年代以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而另一方面，对于电子业的工程师、业务员、乃至于经理人来讲，虽然乍看是令人羡慕的行业，但实际上，他们平日的生活枯燥、乏味、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说，他们只是高级技术劳工而已。这样的工作，做不了很久，可能十年二十年，就会被淘汰或者自己不愿意再继续下去。唯一解脱的方式，是看能否存到足够的钱退休，或者能够生到主管职务。
很多人把台湾下一个世代的成长动力，寄托在文化创意产业、生技产业、服务业等等，不过，这样的趋势是否明显，还有待观察。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袭击下，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原来失业的问题雪上加霜。原先在电子业独大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的脉络已经造就了很多的失业者，而当金融海啸的浪头一来，电子业也不在一只独秀时，失业就变成一个全面的问题，这是相当严重的。产业的升级到此，种种的弊病开始显现，能否跳脱出来，就是经济能否复苏的最大关键。

昨日晚餐时，和老师聊起理想主义。那位老师是中心的一朵奇葩，学生对她的最深印象便是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感情方面。记得看到旁人议论过，究竟是她的理想主义使得她的婚姻、家庭幸福，还是因为邂逅了一位好先生才使她坚持了理想主义？我把这一讯息透露给她，因为倘若平铺直叙恐有冒犯之意，我也仅是旁敲侧击，于是使她理解成了我在谈泛泛的或是学术上的理想主义。

这样也好。老师的反应自然是坚持理想主义是好的，举了很多例子。心念一动，我和她讲我以为理想主义是需要保护的，在一定的环境、经历或者人来细心呵护才能茁壮成长。上述的双向因果关系适用于此逻辑。仔细想想我应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了，也很认同、向往理想主义，但和老师说那话时的我或许还是让悲观占了上风——感觉没有保护膜的话，理想主义在各种挫折打压之下很难幸存。不过，我很是希望我能足够地勇敢，历经风雨也能实现从坚持理想主义到成功的这一链条，无论是在何种方面。那样的人生该何般美妙。

本想去中心拍那一株大玉兰，昨日看见它的花瓣落了一地，煞是好看。今天去时一片花瓣也没了，只好在进门处那株开得正好的小玉兰那儿喀嚓一番。这个学校在每年的那几天还是很美的，就像公园一样。

Spring 2009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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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露瑶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