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暧昧语态讨论全球变暖或许是Levitt和Dubner的不对，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听起来确实比减排要有意思些。比照哥本哈根大会上六位专家（三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看法，就会发现两位作者提倡的正是第一条和第三条，而各种二氧化碳减排的方法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是碳减排这一组的倒数。当然，这或许只是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思维，我总感觉他们可能还不足够重视各种方法带来的其他可能负效应。譬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所谓的平流层注入二氧化硫，难道二氧化硫不会跑到对流层，被氧化后引起更多的酸雨吗？

从高到低排列应对全球变暖最有效的方法，列表如下：
1. 气候工程——海洋云层增白
2. 科技——以科技为指导的政策反应
3. 气候工程——平流层注入悬浮颗粒
4. 科技——二氧化碳储存研究
5. 改造——改造计划
6. 气候工程——气体捕捉研究
7. 科技补贴——科技补贴
8. 林业——扩张和保护森林
9. 碳黑减排——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火炉使用
10. 甲烷减排——投资甲烷减排
11. 二氧化碳减排——OECD二氧化碳税
12. 二氧化碳减排——0.5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13. 二氧化碳减排——3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14. 二氧化碳减排——68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很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不喜欢个人的态度性观点被媒体断章取义，引出一场风波，自己的名声被给搞臭了，却似哑巴吃黄莲。但是学者在撰文时，有时也不得不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辞，或是至少在文章开端扭曲原意。我很理解这种手段的初衷，其实说轻了，这无非是引人入胜的行文技巧；但考虑到读者也是不绝对理性的人，做不到次次通篇读完再发表看法，至少对文章的态度早已形成。因此，在对待特别容易引起争议、或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上，个人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昨天晚上拜读老板写民主化进程的文章。之前在某位学长的校内上看到他对此文的观点不认同，在阅读过程中，我猜想学长不认同的原因，或许和文章的写作语气多少有些关系。民主在中国自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那篇文章想讲的是，中国在各方面多少已有一些对于民主化的准备；但作者想谈的民主并非完全的民主（full democracy），而是指中国的种种制度变化能使政府对百姓负责，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认为它接近民主最关键的作用，因此认为中国处于民主化进程中（functioning democracy）。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在玩弄概念，但我对这种观点还是很认同的。即便如此，倘若作者不在文章开端便挑明这一点，便很容易给读者带来错觉，一旦认定了文章讨论的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心生滑稽之感也是难免的。

我以为人在阅读过程中，总是习惯性地抵抗着作者的观点，个人主观的态度往往贯穿其中，被作者说服反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有点可悲的是，越是受过相关科目高等训练的人，越容易形成对各种问题的个人立场，也就越难以客观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意见了。

什么又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呢？环境保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段时间一直留心Levitt与Krugman在这方面的论战，其实这一论战牵涉的人远不止、甚至实际上并非以他俩为主要代表，但谁让他们两人比较有名？Levitt是《魔鬼经济学》这本畅销书的第一作者，Krugman则是较近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两人又同是克拉克奖得主。事情是这样的。Levitt和原来的合作者Dubner又写了本书，叫做《超级魔鬼经济学》（为什么翻译过来那么喜感），第一章讨论全球变暖，便是这一章引出了这场论战。我还没有找到那一章的原文，但从各方面的评论可以大致拼凑出主要结构。我猜想，那一章在开头应该给出了一些违反常识的观点，譬如暧昧地援引了一些看似支持“全球变冷”的看法，吸引住眼球后便话锋一转，转而讨论立刻实行二氧化碳减排（“立刻”二字不能省）这一解决措施是否有效，又是否最有效。

了解Levitt或是读过他的书的人也许知道，他做的研究以标新立异为特点，或者研究的问题出人意料，或者提出的观点剑走偏锋。无论他的初衷如何，这一做法到目前为止似乎颇受至少学术界之外的大众欢迎——或许是因为正经的经济学游戏晦涩又无趣？但当他以这种态度涉猎环保这一严肃话题时，便有人不那么乐意了。先是一些环保组织公开对此书的发行提出抗议，而后诸如Krugman等一些经济学家在读了五页之后，便跳将出来对其狂批一通。Levitt的回应是，Krugman等人怎么可以只读五页？那一章并非在讨论全球变暖还是变冷，而是在承认全球变暖的基础上，讨论立刻减排是否最有效，什么又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重点在于办法，而并非全球变暖这一既定事实。Krugman对此的回应是，自己只读了五页的原因在于Levitt引用文献的字里行间，让读者感觉那篇原本是在强调全球变暖急迫性的文献其实是在支持全球变冷；错的不是文献，而是在于引用文献时的模糊措辞扭曲了原意。

我其实觉得Levitt有点小冤枉，第一章很有可能是另一位合作者Dubner负主要责任，因为Levitt对环境问题此前从未涉猎。我也是喜欢、欣赏他的风格的，但无论如何，当你把自己的大名署在一本书上时，读者便期待着你对那本书里的所有意见负责。如果真的不太了解某些问题，那就先回家好好做做功课吧。Krugman的补充回应中最后一句话深得我心，他强调在讨论类似环保这种严肃的问题时，学者的主观态度其实至关重要，一味地玩这种剑走偏锋的游戏来吸引眼球，是不可接受的。（"This is a serious issu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ethics of sumo wrestling here; we're talking, quite possibly, about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t's not a place to play snarky, contrarian games."）

我想在完整地读过那一章之前，我也不好说在这场论战中我究竟会支持哪一方。只读五页便下结论或许不太妥当，但在这种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上，一点点玩文字游戏的不严肃态度或许确实不合时宜，哪怕是本着吸引更多读者来关注这一问题的良好初衷。学者站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最高一层，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应负起责任。不要害怕高处不胜寒，让我们开门见山吧。

前几天刚开学，各大手机网络运营商都来学校“抢生源”，包括移动、联通和电信天翼。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刚入学的新生，但由于各种优惠套餐太优惠了，很多老生也抢着去充值，学校里若干办理点都一大早便排起了长队，我的室友（一个生科的博士姐姐）在某天六点就去排队了。优惠到什么程度？据未名BBS的讨论，差不多是充几百话费，就送相当于一半话费的礼品；譬如充五百元话费就送至少能以250元转卖的折叠式自行车，而室友觉得那车在卖场至少能卖350元。运营商为何如此下血本？有可能是为了冲高市场占有率，回转现金流，但个人认为重点仍在于客户群乃“新”生。

我们在购买很多消费品的时候，其实第一次买很关键。不知你是否发觉，仔细想来自己的“品牌忠诚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我自己而言，第一次尝试着买下的东西只要还用得过去，之后就会习惯性地继续购买；尝试新产品的欲望则是随心情而定的，相对而言随机很多。市场营销学或者把这个称作品牌忠诚度，但我觉得可能是人的某种惯性心理在作祟；听起来还是很虚无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差异又很大，于是很难给它估价。对于一些服务而言，譬如手机网络，则存在切实的成本。假设两家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成本和质量差不多，一般人在选择了运营商A之后，压根不会去动换成运营商B的念头吧？换运营商意味着换号，换号则意味着你需要事先和所有可能的联络人打声招呼，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遗漏。只要是换过号的人，便能理解个中曲折；只有当换号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时，才会有勇气走出这一步。譬如我刚到北京读本科的时候用的是移动的神州行——因为在杭州时一直用它，四年下来我明明知道动感地带在电话、短信和积分各方面都实惠很多，但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主要的担心便是怕长久未联系的朋友会找不到我。直到意识到还需要在北京读三年硕士时，我才终于去换了号。

当人们进入某一个特定的环境后——譬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指的就是手机网络，他们便很难跳出那个圈子。我们便可认为针对某类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在初次购买时存在“进入成本”，或者在转换牌子时存在“转换成本”——请注意这些名称都是我随意命名的，在概念层面上类似微观经济学中、厂商初进入某一行业时所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它们都有点沉没成本的味道。手机运营商通过送赠品的方式，为消费者的进入成本买单，以鼓励其选择。

拓展一下，这一环境不一定是物理的，也可能是心理层面等更抽象的，俗称思维定势。常人的思维究竟有多么定势？房龙在《人类的故事》里最出彩的一章便是倒数第二章“新世界”，讲的是此书写成时期的“现代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历史永远不是客观的，读历史学家如何书写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历史，更有意思。房龙认为那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思维变化跟不上科学发展的速度，或者说涉及如何管理世界的制度变迁远慢于物质进步。他写道，“要对所有这些苦难负责的最初错误，是我们的科学家犯下的：他们开始创造一个由钢铁、化学品、电力构成的新世界，却忘记了人类思维比寓言中的乌龟还要慢，比著名的树懒还要懒，常常比一小群激进的领袖落后一百到三百年。”

这仿佛暗示着人类发展的悲剧性，但我们也无法责怪自己，社会广场、政治舞台的一幕幕必然比科学实验室里摆弄的仪器更复杂一些。只要能意识到这种思维定势，人们就能够进步，哪怕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毕竟正如房龙强调的，每一代人中总能出现那么几个有独特远见和勇气的人，一次又一次打着挑战权威的恶仗——虽然在国际政治这个不大的“海”上，每一代人的航行都需要先学习一套崭新的航海术；虽然那几个人“将不得不做多年的学徒。他们将不得不跨越各种障碍，才能奋斗到最上层。当他们到达驾驶台时，一群嫉妒的船员发生叛乱，可能会杀死他们。但终有一天，有个人会站出来，把这艘船安全地带入港口，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很多人都支持城市化，认为这是地区发展初期必经的阶段，也可能是较理想的捷径；我同意。但城市化、尤其初期带来的痛苦，也的确异常恼人。走在北京的五环、甚至六环外，一辆自行车经过都能扬起漫天尘土，凡是泥路边的花花草草都是灰色的，上面积满了约有半厘米厚的尘或土，行人明显能感到鼻粘膜缀满了灰尘，努力喝水也无济于事。在朝阳或昌平的城乡结合部，基本的石路、下水道、公共厕所等基建还没有到位，很难想象教育、卫生等软条件如何才能跟上。我想在这些地方，或许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并且首要保证的应该是自然层面的环境。

前几天的傍晚时分去五道口地铁站和外国朋友们集合，初到北京两周的一个美国人显然被五道口的拥挤给吓住了。她问我为何北京越市中心的地方越安静，越边远的地方、像是介于四环与五环之间的五道口，反而如此嘈杂无序。我想了下，果然像她说的那样，像在三环以内——譬如我刚去过的东四十条使馆区，只要不是住宅区或风景名胜区，大白天很是宽敞的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最多偶尔驶过一两辆小汽车。相反地，沿着地铁五号线，从与十三号线交界的立水桥站开始，一直向北全是天通苑的高层住宅区，高楼造得很漂亮、砖红色的外墙亦颜色统一，可周围的环境实在不敢恭维。放眼望去全是朦胧的，触目的一切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黄纱，没有一点绿色。林业大学的学妹告诉我，这里原本全是绿树，为了造房子就都砍掉了。我追问难道不要求种回来吗？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暗示我想得太简单了。

地铁这一伟大的公共交通设施所及之处，可能还会发展得好些、至少快些，或许不久的将来等那里的房子都住满人了，居民便会自发地要求恢复绿化；可是再偏远一点的地方，情况就要更糟。经常能看到漫天尘土里，有行人或牵着刚会走路的小孩、或推着婴儿车，那些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对外界除了本能外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或意识的幼儿，遂成了可吸入悬浮颗粒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可想而知，他们的呼吸系统尚在发育中，还很娇嫩，倘若不是被大人抱着，他们的身高限制使其成为最靠近地面的人群，只能无辜地瞪着大眼睛，任凭自己暴露在暗藏的危险之中。其实不仅仅是空气污染——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幕是有一次经过一条小路，路中央有个什么机器持续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在经过时都需要捂住耳朵才勉强觉得生理上不会太难受，但看到有个行人推着婴儿车经过，车里的小孩小脸都皱到了一块，出于本能努力地用一只手想捂住耳朵、但怎么也捂不严实，我瞧他都快哭了，可推着车的大人一脸漠然，仍旧缓缓踱步。我想，家长的教育程度低导致了在健康或卫生等方面的各种意识不够，或许是其自身和后代健康水平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在城市化初期仿佛一直被默许着一物换一物。或许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到经济和环境都保证，但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鲜有两者平衡发展的成功案例。人们总是在经济发展得差不多了之后，开始呼吁还我蓝天绿树，但似乎倒也不怎么后悔，因为大家都默认牺牲环境在初期是无可避免的。“反正以后都是可以弥补的，现在捶胸顿足又有何必要呢？”——举个例子，婴幼儿生长初期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种种危害，或许会延缓发育、落下慢性病根、限制教育，这些真的可以弥补吗？我觉得，我们不怕暴露问题，怕的就是这种已然漠然的心态。不试试又有谁知道，或许经济和环境发展就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今天赶了两个场子，此处只谈其一，即科学松鼠会的小姬看片会。内容主要有两块，观看BBC拍的纪录片《Planet Earth》（行星地球）之第一篇“从南极到北极”；以及听南方周末的黄永明和网易的陈子宇讲述北极科考的最真实感受，此二人所撰写的一些相关报道可见这里和这里。他们随着Greenpeace和一些科学家在北极待了55天，两人十分认真又平易近人地给大家讲各种小细节——略带羞赧得一点都不像记者，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但震撼最深的仍是BBC那部片子中小小的几处画面。

影片有三两处间断性地跟随拍摄了一只雄性北极熊。不像雌性北极熊需要带幼崽，它的任务只是捕食，海象是其主要目标之一。一个常识是，北极熊与海象并非力量悬殊，两者的对抗只有在岸上时才对北极熊有利，一旦上吨重的海象下了水，北极熊亦无可奈何。第一个让我心悸的镜头是那只北极熊匍匐在越来越浅的冰面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进。第二个镜头中已然看不见冰面，北极熊不停地在水里扒着脚掌向前游，它从不折返，只要未见陆地就会不停地游，解说词说它游了四天、才精疲力竭地触到了陆地。第三个镜头是饿极了的北极熊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冒险进攻成年海象，试着趴在好几只背上咬断其脖颈，但最终仍让海象全部溜回了海中，北极熊的后脚亦被海象的尖利长牙戳破了，再也无力站立，只能卧倒在冰面上，忍着饥饿静静等死。

全球变暖使两极冰川加速融化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觉得这几年好像天气在变冷了？但科学家说，只要你相信气象科学，那么气象科学便会告诉你，全球在变暖，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有人又觉得全球变暖也有自然的因素，譬如太阳在近几十年来愈发活跃？联合国在2007年发布报告，保守估计全球变暖有90%是人为因素使然。北极最大的那块冰川每年随气候变化，逢3月达到最大、9月最小；最激进的估计是，2030年的9月，那块冰川便会完全消失。如果没有冰川，那所有的北极熊都会像影片中的那只一般，没有条件捕食，只有饱受饥饿折磨，活活致死。其实让我落泪、让我感触最深的便是那第一个镜头，一想起那硕大却洁白的躯体笨重地踉跄挪动，我就觉得一阵心寒。北极熊，它们也只是想要生存。

人类一开始也不是聪明的物种，也是笨笨的。房龙在《人类的故事》里写道，我们的祖先在冰河时期因为想要生存下去，“被迫”比以前好几倍地用脑。“‘生存的欲望’曾经是（现在也是）阻止所有生物都直奔死亡的主要原动力，所以，冰河时期的人类的大脑，全速运转了起来。”“冰川期本来差点儿毁灭人类，却成了人类的最伟大的老师，迫使人类使用自己的头脑。”听起来很不达尔文，但人类之所以进化成智能生物而存活下来，好像真是因为被生存欲望所迫。譬如最原始的语言雏形，只是为了呼唤同伴躲避危险。正是因为这种被迫，使得人类很多关键的改变都披上幸运的色彩，而又矛盾地显得必然——毕竟我们的确活了下来。只要环境足够安逸，还能够保证人类自己生存，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改变的，所有决策都是如此地短视！

倘若觉得环境问题太虚——我相信确有很多人仍觉得它就是威胁不到自己——冰川融化淹没了几座低洼城市如何？北极熊灭亡了又如何？居民可以迁徙，有钱便可买窗式、分体式、中央空调，人类又不吃北极熊，美国倒不下垃圾还有印度和中国呢！那么就来看看纯粹的人类游戏，那便是制度。为现代人所不耻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在它们第一次被发明的时候，其实都被公认为方便又妥当的安排。仍旧是房龙，“古希腊人把奴隶制看做必要的制度，认为没有了它，任何城市都别想成为真正文明人的家园”；再看古罗马，“如果你以为11世纪的人们反对这种政府形式，那你就错了。他们拥护封建制度，因为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必要的制度。”当然这体现了制度发展的必要演化阶段，但这亦从某种角度显现出人类在设计制度层面上的短视。

把人类摆在北极熊的位置上，或许我们还没有它们那般坚忍与自尊。换位而言，它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追随生存的欲望，我们只是自以为比它们智商高一点，为何自诩有权力剥夺（哪怕是间接地）它们生存的权利？或许真像《银河系漫游指南》开篇所言，这个星球上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物，暗地里嘲笑着我们像那些北极熊一样，渐渐失去生存的权利。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不是冰川或是天敌，我们是在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存权利。

P.S. 希望读经济学的人看到类似这种日志不会觉得无关痛痒。说真的，经济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不就是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又有什么福利比生存权利更重要？

很久以前看过《放大》，由于有老师的指点而自觉看懂了，这个概念一直深埋心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愚笨、而是不够敏感，不是无感、而是习于冷漠。于是无论规律、道理或其他，很多事情需要放大着来看。

谈到放大，首先的联想便是信誉或声誉。我们在高微II时的博弈部分学过一些很复杂的声誉模型，但生动的例子永不失为有力的辅佐。

日前网店很流行，单品价格比超市便宜，买多了一般都能免除运费。我现在除了太重或保质期过短的东西，其他基本都在网上解决，淘宝、当当、1号店是常光顾的地方。在网上货比三家的时候，我最注意的便是信誉，而一家店的信誉是由过往买家所给评价得分所决定的。一般来说，一家店信誉值很高而一家店普普通通的情况下，我愿意为前者的商品多支出20%。这应该是个不小的加价，而我自觉对于价格还比较保守。思前顾后的时候，我有种自己和自己做实验的感觉（毕竟都是对着屏幕），便很好奇其他网络消费者会如何进行价格和信誉之间的权衡。倘若能通过实验为信誉定价，倒是颇有意思，很多网店的老板一定对此亦感兴趣。

大众点评在外食族间应已小有名气了。最近机缘巧合参与了它的一次试吃活动（尚饿着肚子的同学请慎入），因此了解了它家的一些运作内幕。这家公司只有四十余人，却运行着靠非常大服务器支撑的一个网站，挺不容易。或许有人会好奇，像这种每次招待15-20人、平均每月近二十次、菜品新鲜出彩、保证吃到尽兴、最重要还是免费的试吃活动，到底是点评网找上商家为会员谋福利，还是商家自荐上门？令我微讶的是，原来商户需要支付点评网至少1-3万元，才有机会提供试吃服务。一切归功于网络的放大效应，说到底仍是信誉机制在发挥作用。逛点评网的会员和游客都会参考每家商户的过往分数和具体评价，以选择光顾哪家餐厅。提供试吃活动的商家一般都是新开或者生意相对冷清的分店，它们不一定是无法提供诱人的菜品，而是因为其他原因（譬如地理位置）而缺乏最初的那一记推动力。由于试吃活动总能吸引成千上百的人报名，参与试吃的会员又需要在活动结束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报告与心得，因此对于商家而言，提供试吃及随后的优惠活动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若商家对自己的菜品及服务有足够信心，那么其运行一定能走上滚雪球般的良性循环。

并非只有物质性的商品才会有信誉，譬如学者做研究也是很讲究信誉的。不好意思地坦白，小朋友最喜欢和我说的一句话便是，“倘若我不能复制你的结果，我就是没信心，你懂吗？”毕竟最终她也需要为自己所出品的结论与文章负责。她也和我解释过，一个学者的信誉需要长时间积累，等到哪一天做出名堂、有知名度了，或许就不会有人一步一步来扣我做的东西的细节了。与商品比较来看，这种无形的信誉是无价的，因此更有理由珍惜与呵护。前段时间受托复查一篇文章是否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当时唯一的一位审稿人下的结论便是如此。我拿到言辞颇为激烈的审稿报告时便一惊，中国学术界再怎么乱，明目张胆地作假应该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吧？在下这种结论时，应该非常谨慎才行。因为倘若有两个人以上都觉得数据是操纵过的，那么作者在学术圈内的信誉恐怕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了。

无论是做买卖、提供服务、或是学术研究，有关信誉能够数百倍地放大亮点或污点的例子随处可见，这种道理亦浅显易懂。可是当我们在躬行某事时，并不总能做到时刻提醒自己信誉的力量，不然又怎会出现如此多的反面教材？人人心中有杆秤，不把别人当傻子固然很重要，但首先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最起码的一件事，却很多人做不到，也的确很难时刻都做到。

P.S. 下图是那次试吃活动之后的合影，放大请点击图片。减肥难啊！

社会各界在扶贫方面已经投下了不少心血和资金，但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不知晓正确的方向，究竟应该在哪方面投钱。在这方面，REAP无疑是幸运的，它关注到了正确的问题。在随机抽样的陕西农村贫困县中，他们发现有39%的学龄儿童有（缺铁性）贫血，其定义为血红蛋白低于120克/升。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哪怕数据本身代表的仅是西北贫困县。通过维生素摄入干预，贫血学生的比例减少了一半。我问了关于分布的情况，得知分布其实是很集中的，因此这两个均值间的比较能够说明一定问题。

贫血被称为“沉默的常见病”，它几乎没有明显的外在症状，患儿只会易头晕、无法集中精神学习、生长发育推迟；但长期贫血的危害严重，身体与心理健康层面的损伤会导致教育程度无法提高，同时使得将来劳动力质量的显著下降，甚至近来被认为是阻碍农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贫血的主要原因则是饮食，那一带的孩子大部分每周都只吃干粮，几乎不吃蔬菜和肉类蛋白质，唯一的配菜就是榨菜或辣酱。倘若住在家里还好，无论吃什么，至少能够保证半饱。但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调整，农村学龄儿童人数大幅度下降，留守儿童人数又增加，大量的学校由于缺乏生源而关闭、合并，一般孩子都必须走二十公里去上学，因此寄宿制学校成了主流。这些学校每天只提供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半的两顿饭，只有主食，有的孩子因为交不齐饭钱，甚至吃不饱。

实际上，课题组其实还做了针对家长的信息干预，但没有显著效果。家长的教育程度低是信息干预失败的主要原因，最常见的反馈便是不识字，或由于缺乏信息而不觉得这是问题，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吃这些东西过来的”，抑或没有金钱能力改变这一状态。是啊，只吃这些东西是能够生存，但长期下来劳动力的质量便只能停滞，农村自然难以发展。

那么，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干预方式——膳食补充还是提供信息？从果效来看，显然前者更为有效，但这不是可持续的方法；倘若信息提供同样有效，则会是既省钱又可持续的理想选择。为了寻找使信息提供干预有效的方法，课题组下一步的实验便是进行三种干预，1）只提供信息，2）只提供信息和资金，3）提供信息、资金及以奖金为诱导的激励机制。一个猜测是第二种方案便会很有效果。不过，实验的对象改成了针对小学校长，因为每个学校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而校长比较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有人感叹，为了预防H1N1，他在西安被隔离了十天，政府给他提供好吃的好穿的，他却只觉心疼，这些钱用在陕西农村那些孩子身上则可帮助很多人。用于发展上的预算永不嫌少，因此有必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了解真实的情况便显得尤为重要。国家之前的扶贫政策一直很关注提供农村教师补助，这很费钱，但效果一般。再举个例子，疾控中心目前令人费解地把寄生虫病从需要关注的农村幼儿疾病名单上剔除，因此农村的县医院或再下级的卫生机构已不再免费发放一年一片的驱虫药，但调研发现寄生虫仍是很普遍的现象。

上述一系列思考似乎流畅、自然，但实际上都是由实地调研不断推动着，才能自信地得出结论，并决定下一步的走棋。这便是科学的方法，听上去简单，不过纸上谈兵终觉浅，实际操作总会凸显奇奇怪怪的各种问题。有时我又会想，应该先解决贫血、还是先解决寄生虫病，应该提供教师补助、还是直补贫困家庭，这前前后后的顺序，真的那么重要吗？一定要有严密逻辑证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层面有显著效果，某种针对教育的帮助才是值得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了提高教育水平而提高教育水平，理直气壮地让其名正言顺？要知道，当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每跃一级，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便会完全不同了。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教育的意义吗？

或许足矣。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忽略另一重要元素，那便是稀缺性。不仅个人贫困，国家也缺钱，至少暂时不考虑那些公款吃喝的铺张浪费的话。于是政策决定者需要学者协助，找出最需要钱、或者是投钱后最有效果的地方。由于存在预算约束，因此科学逻辑性和价值判断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必然同时存在、互相牵制着。

午觉醒来，一照镜子发现脸上油光光的，拿吸油纸擦了半天才好一些。有些纳闷，因为我以前是彻彻底底的干性皮肤，现在洗完脸三、四个小时就会有油。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待了五年，脸上皮肤需要适应更为干燥的气候所致。想来真觉得自然界的适应性这种表象是很伟大的，也难怪当初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学说流行许多年，直到历史上出现了进化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那便是达尔文。拉马克强调的是主动适应，他认为自然对于生物有直接作用，生物在遗传过程中会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而达尔文意识到隐性和显性基因的存在，孟德尔的发现帮了他大忙，更为强调自然选择在生物选择中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被动适应。其实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强调也有局限，因为至少最初的他的确忽略了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这应该可以被看作是主动适应吧？而后来事实证明基因突变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早晨做雅思阅读里有一篇谈到二手烟的危害，有研究声称由于二手烟的存在，使得不吸烟的人会比吸烟的人受危害更严重，这是因为吸烟者的肺部、血液循环系统等身体部分会对尼古丁的摄入逐步适应，进一步发生一些变化以尽可能缓释其危害，而这种变异在不吸烟的人身上不会发生。很佩服自然界这种以适应性为甲盾、从而极大化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种适应性在社会学界何尝不普遍？老板最近一本书谈的便是适应性的意识形态，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制度演进走过的这条路比较成功，他的答案便是类似制度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其实契合得很好！中央政府放任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实验，成功之后便在意识形态上更偏向某种政策，失败则远离，从而走出一条有点小蜿蜒的制度轨迹。因此，中央政府就有点扮演自然的味道，地方政府则是那些被动适应的生物们，不知道它们会不会也来个基因突变？自然，老板不是第一个把自然界的进化论用到社会学界的人，他只是把别人的思想（Grief, 2006）用在了解释中国历史之上。

再换个角度，我一直相信环境对于人一生的发展很重要，现在想想适应性也是支持这种看法的，无论主动或是被动的适应。

做了这么久的CHARLS，第一次碰到真正有点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可能被低估。这个问题并不是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由于在分析收入不平等时，发现相较于同类型的老龄数据、甚至中国的调查数据，90%与10%分位数的比值过大，仔细一看发现在低端有很多观察值过小，或者有过多零值（几乎有10%）。当然，财富变量的类似分位数比值更加夸张，但金融净资产的低估较为普遍，人们也向来不太相信财富变量的可靠性，但当收入也出问题时，大家就会比较担心。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未考虑私人转移，譬如代际间的转移支付。虽然我还没有看加入了私人转移后的收入具体分布，但直觉上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会很大，Weir也在会议上做了均值上的粗略比较，结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还有一半不能解释。第二个可能原因在于未考虑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收入，但实际上问卷中已涵盖了这一块。第三，可能问卷询问的方式本身有问题，但Albert信誓旦旦地说，根据他二十年来做调查的经验，目前的问卷应该能大致“诱导”收入的真实情况。第四，定义变量的方式有问题，但目前已有不少人仔细纠结过do文件（即类似程式的执行语句），再小的问题也早被挖出来了，应该没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剩下来唯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受访者在报告数据时有意识地低报了某些部分的收入。不过话说回来，类似第三点，Albert不觉得受访者会撒谎，或者说会撒一个弥天大谎。低端的收入过低，仿佛就成了一个谜。

当然，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现在的数据是可信的，样本的特殊性（只抽样了甘肃与浙江的中老年人）起到了主导作用。像是在甘肃农村地区，就是有很多人是零收入的。我个人倾向于前种观点，收入应该确实是低估了。有可能问卷有些提问方式就是有问题，类似支出部分问食物支出是以星期为周期，导致有些人填了零，有可能那些人在上上周买了一个月的食物，上周就完全没有食物支出了。受访者的主动低报也很有可能；在中国，跑到一户人家家里去如此仔细地问他们的收入，总感觉怪怪的。当然这些完全都是主观臆测，如果真的只是定义方法上出了问题，那问题倒简单了。

P.S. 最开始说做CHARLS碰不到什么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但并不等同于未学到任何东西。恰恰相反。一个较深的感触是，有很多规范性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没有人监督着就是不会认真执行。我是那种做事比较粗心、或者懒散，甚至有些讨厌一板一眼的人，又过于信任自己的记忆力，让我在写do文件时完全按照规范来，想想都很可怕。但当与别人合作时，尤其是和自己很欣赏的老师，粗糙的do文件拿出去，在这些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做好、却没做好的地方被人说一通，其实还蛮尴尬的。

我才知道Google.cn被暂停了境外搜索。先前在新浪看新闻时由于文字太长了，没有看到关键词，还以为是一般的广而告之就略过了。之后在未名看到关键字被提取了，愕然。长城封杀我停留过的LiveJournal，BlogSpot，Wikipedia，甚至前段时间封这里，我都一笑而过，但这次忍不住小愤青一回。

既然表面上说是因为淫秽色情内容，那就先谈谈这个问题。难道国外就不禁淫秽色情吗？Google既然是搜索引擎的老大，在这方面的技术应该亦是最好的。更何况，因为一颗老鼠屎而拒吃一碗粥，导致活活饿死，这不是傻子么？对于国人而言，Google的强大即在于境外搜索，无他。中文搜索它怎么也做不过具有本地信息优势的百度，而百度在英文搜索方面也无甚能力。我们做学生的平时查资料、查文献，首选便是Google，因此它家境外搜索的存在是很必要的。

当然，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有人将政府这一系列举措称为十月“献礼”，反讽得恰到好处。今天新浪新闻的要闻头条一是“胡锦涛和网民直接对话一周年：网络问责力度增强”，二便是“谷歌中国被暂停境外网页搜索和联想词搜索”，也不知网编是否也是个愤青，这么做是不是故意的。我一直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范畴，包括各种信息。无论得到知识后会导致什么局面——人们常说知识分子的幸福度不如农民，我以为无知便是悲哀的。套用老板的语气，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否要剥夺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喜欢称赞政府的很多行为，总觉诸多制度设计颇为耐人寻味，推敲一番便觉简直巧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可这次，我想不到为其解套的任何借口。

在中国，政府对国民的态度一直是家长式的，并且不幸沿袭了一些传统文化下的家庭教育模式。就像一个传统家庭那样，家长认为孩子在幼年什么也不懂，对其百般管教；一旦孩子工作后开始反哺，家长又过于信赖子女，处处听之任之。也就是说，家长低估了子女幼年时的智商，高估了他们成年后的自制力。若政府放开那些信息围栏，又会怎样呢？难道国人的心灵真的会惨遭淫秽色情内容的荼毒？把围栏关上，难道就真的切断了罪恶的所有来源？更进一步，所谓的淫秽色情也没有那么见不得光，一个心智健康的人亦有足够的判断力。政府这一举措表面上体现了对国人的判断力与自制力缺乏信心，实际上是对自身的执政结果没有信心，深怕民众听信了任何境外传言的蛊惑，就此叛逆。事实上，就像养育孩子要注重培养其自信、呵护其骄傲，政府亦应该同国人一道，学习如何建立自信，以及彼此间的信任。

幸好Google.com还能用。

说起流动性，人们一般会想到宏观里的流动性约束，指消费者无法充分借款以维持持久收入上的消费水平；很少听到有关人或人才的流动性约束。或许这是过于自然的权利，以至于大家不会觉得人的流动不应是被约束的，这或许是西方不讨论这一问题的原因；又或者历史上的限制过于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家觉得人的自由流动是不可能的，或者没有必要，这或许是中国不讨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我记得姚老师的一次讲座，有人提问说，允许农民进城务必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是否该考虑一下要不要开放城市。姚老师没有立刻回答，但熟悉他的我们都觉察出他的情绪起了变化。果然，他挽了挽衣袖，先是绕着圈子说中国人应该有点原则，而后越说越激动，反复强调自由流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之一，“这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人是活生生的，是特别的。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把自己同其他东西区别对待，但为何在苦苦捍卫资金流动性的同时，却总是忘了维护自身自由流动的权利？我们时常讲经济需要优化资源配置，作为劳动力的人当然也应达到更优的配置。若说地理隔离、文化差异等原因阻碍了人的流动，那还情有可原；可惜很多时候反而主要是一些制度在起阻挡作用。这些制度抑或是历史遗留的，抑或是为了规避其他问题，但人们在评价它们时，总是会忽略其对于限制人口流动的这一弊端。说实在的，我提都不想提户籍制度，它遗留下的问题却总是冒泡般地此起彼伏。一个我最近注意到的例子是，在农村，村一级的干部一直要求属地条件，即必须是农村户口。我相信过去村干部素质不高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天外有天。自由流动带来的，绝不仅是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而已。作为个体，每到世界上的一个角落，接触不一样的自然、历史、文化、民族，视野的开拓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妙。不一样的道路之间难以比较优劣，无论在哪条路上都可以快乐，生活的多样性本身即是值得珍惜的。未来是不定数，多给自己机会去接触这个不定数，扩大它的方差，这样才会有精彩不断。

我仍觉着，制度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一直想，我不要把手头的这篇东西写成只有方法部分和经济学有关、其他更深层面充斥着政治学的文章。我就是不要。昨晚读到唐晓腾的书，才发现从制度入手或许是个突破口。他在谈到农村管理精英危机时写得很好，联系到了一些历史上或者现行的制度，譬如限制人口流动、干部选拔强调属地条件、利益分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等，整个故事在他手里一下子圆润起来。但我相信他同大部分中国本土学者一样，几乎是习惯性地悲观了；我们有理由乐观，我也开始真的相信，选举对农村管理精英的素质提高是有因果关系的。

昨晚想这个想太多，躺在床上睡不着，左手在墙上一会儿打圈圈，一会儿不由自主地画趋势线，等意识到时，自己笑了出来。这几天自言自语的时间多了不少，或许是又在虚幻的世界里看到了理想化的东西。研究制度的意义，我想不是它本身有趣而已，而有另一层偏务实主义的原因。如果说长期（那得很长期了）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没有关系，只和一些偏文化、地理、民族特性等因素有关，这是有可能的。但这样一来，研究者除了解释便无用武之地。他们所做之事、可以发挥的力量，一定集中在对短期的关注上，这里的短期实际上比传统意义上的要长些。或许可以如是说，研究者的边际贡献在于帮助经济更快地达到那个历史终结之状态，虽然个人莫名觉着那一天几乎不可能到来，原因应该在于人本性上的不安分，奇奇怪怪的问题总会接踵而来。举个有些不搭界的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到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主观幸福度近年来一直在降低（例如曼昆所言），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因为女性在一些客观指数上的发展趋势优于男性，譬如相对身体健康程度一直在改进。这背后的原因，又会是什么？仅仅是主观评断标准的不同变化，还是其他？

历史真是很有趣，过去的一些制度在现今逐渐体现，倘若能够一点点把它们的影响剥离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我想到了Simon Schama，帅老头在Hang-ups的序言里提到艺术评论的历史观，那是一本美术评论专栏的辑录。他写道，以前的艺术评论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因素，不擅长把美术作品本身和当时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是空泛地谈论一幅画如何伟大。可现在的评论却又有过分强调历史因素的趋势，譬如从一幅抽象派的画也可看出艺术家的种种个人经历，这是可笑的。Schama是个极聪明的人，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将来有机会到哥大，很想听他讲一节课。我不想强调种族，但一直觉得犹太人尤为聪明。

前半学期在一个简称唤作CHARLS的项目上帮忙，即“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美国HRS的中国版。国内以前是很少有专业的微观面板数据的；统计局外的大规模调查只能依靠政府的资助，只有政府意识到数据所关心问题的重要性时，才会下决心花一笔钱。故这么一个正式的项目刚出来时，着实能够令人激动一番。前段时间又通过老板知道了iSSS这个机构，现在正在做类似PSID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忽然觉得中国的微观数据有点像雨后春笋，从之前的RCRE到CHARLS，再到CFPS，甚至让我有了在选题时不知用哪个数据好的矛盾。毋庸置疑这是好事，务实地说，只有数据丰富了，做微观计量的人才有饭吃。记得我和小青玩笑道，如果两个数据做同一问题得到相反结论，怎么办？他笑答，正好，发两篇文章，而后接着讨论为什么不同。

用不同数据得出相反结论，这是文献中常有之事。出现这一现象有两个可能，由于不同的方法，或只是由于不同的数据。先谈后者。调查数据的质量一直是做这行的心头之痛。撇开测量误差等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而言，仍有不少其他顾虑造成数据不完美的命运。我奉命参照ELSA（英国版HRS）写CHARLS收入和财富部分报告时，发现虽然CHARLS初拟问卷时本着模仿ELSA的初衷，却舍去了不少问题，譬如没有问有关收入或财富的主观评估。我和同学讨论时，还以为这是因为怕主观问题的偏误太大，后来和沈老师不经意间聊起，才知道是因为怕得到的反馈过于惨淡，造成一些敏感问题，使政府不开心。其实有关收入或财富的客观问题也有很大误差，回答有现金的人只占总样本70%，存款则低得更不可信了。赵老师很爱讲的一个真实小故事便是，有次访问一户家庭，在财富部分问男主人是否有现金，答曰没有。访问完毕后，工作人员掏出一张100元，用以支付访问费50元，故需找零50元。男主人接过钱后，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找给工作人员……

相较于方法不同引起的相反结论，数据的不完美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开脱，因为那是被调查人层面的问题，研究者很难控制。记得上周公财课末尾，李老师整理了微观计量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一张幻灯片密密麻麻地写了近20个名词。看着那些名词，小愤愤地觉得所谓方法，条目如此杂乱不统一，是一件很讽刺的事。个人一直认为接近真理的东西一定都是简单的，对称的，美的；物理学有爱因斯坦欲统一场论，自有个中道理。虽说工具变量、倍差法、面板分析、统计匹配、甚至回归间断点设计等看上去很不一样的方法，在我看来都能找到异曲同工之处，我仍很期待有人能使微观计量方法得到真正的统一，或许那时才是这门学科摆脱纯技术的阴影，逐渐走向成熟。

与人讨论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的区别——我对给人贴标签不感兴趣，只想强调这两者在传统理解上有区别。劳动经济学家由于题目受限，几十年来结论已较确定、直觉清晰，因此想要做边际贡献的话，总易于在技术层面扣得过细，力图把白纸洗得更白。一个做微观计量的成功者，必然以选题、故事为重心，做有趣的问题，做有意义的问题。方法愈简单愈好，这样结论才有可能足够直观、清晰。我想大部分人决定做微观计量，是因为它易上手，但所有人在上手之后，才发觉这其实是件很难做的事。经济学家在停车场丢了汽车钥匙，却只能在路灯下寻找；做实证的更是如此。

做微观计量者吃的是一碗良心饭，从问卷设计到分析数据会有各种各样想都想不到的拦路虎，懊恼之余永不妥协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你扪心自问认为所得结论过得了良心的那道关卡，那就可以了，让那些日趋复杂的技术见鬼去吧！


P.S. “不要忽略我——中国每年有150万儿童流浪街头”（图片来自WPP）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请参见上图。

昨晚调试许久，想做出以下效果的一张柱状图：45岁以上每隔5年分为一组，每组里有五根柱子，第一根代表相应年龄组中财富最少的1/5人自报健康状况差的比率，第五根代表财富最多的1/5人，中间以此类推。这是给健康养老数据做的报告中的一张图；我想重现英国姊妹版数据ELSA报告中的类似效果，即在每一个年龄组中，五根柱子都是由高到低单调下降的，即无论哪个年龄段，财富越多，健康自我感觉应该越好。可是我怎么也做不出来。

问题出在从70岁开始往上，财富最多和次多的那两个组自报健康状况差的比率明显比第三组高，且呈明显增长。不存在小样本的问题，即使把年龄按10年一组划分，仍挺明显。虽然自报健康状况这一变量有主观标准不同的问题，但我们分得比较粗，只分了三类，问题应该不大；也可以用一些客观的健康度量，但我觉得自我感觉其实更重要。财富亦很可能测不准，于是我换了度量，分别用收入、支出、支出减医疗部分、支出减医疗部分再减佣人部分，到最后的图稍微好看了些，但仍然没有明显的单调递减状。我把具体的数据调出来看后，发现那群人城市的多，80岁以上的多，然后我就想到爷爷了，就再也做不下去了。对于那些年纪特别大的人而言，财富越多，自我感觉越差。这一相关性不可作任何因果推断，但也够让人难受的。

扯开去讲点别的。经济研究往往很关注弱势群体，贫困的、年老的、女的、农村的，等等。研究那些人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质疑相应扶持政策的必要性，尤其当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大概是太习惯这一点，因此当正在上的不少课都在关注富人时，我时常一愣一愣地反应不过来。微观课正在读的论文是解释公司高管的工资为何特别高；公财课讲了一串有关富人征更多税后，他们会有什么合理避税的调整；就连全世界前些日子也在讲是否应该限制高管工资。其实学者研究富人，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劫富济贫”，正当得很。但我总觉得，只要不是违法所得，一个人赚很多钱，那是他的本事，至少学者犯不着把这一点当作一个研究重心；或者说，这一问题有价值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的看法难以统一。也许有人会说，不向富人征很多税，又哪来扶持穷人的钱？但实际上，各种资助项目不缺钱，缺的是有效扶持的方法。很多研究表明，我们想当然有效的一些扶贫项目确实很有成效，譬如增加老师、提供课本等等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实际上这些举措就是没有明显效果，至少相对别的方法而言，而解决孩子的健康问题反而能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觉得这才是学者更应关注的方向。

以上个人意见。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数据库目前收入和财富部分所呈现的图景，实际上颇为凄凉。

Disclamer: 校内上有关杭外那件事已经越闹越大，我因为一些联想而写下这则日志，只是一些消遣大众的无关分析，请大家不要质疑我对母校的感情。我也因为类似顾虑，没敢发在校内上。

个人觉得较为合理可信的版本是：义务教育法规定不能以考试方式升学，而杭外一直是全省例外的一所学校在小升初时便采用考试，故在地方上一直有意见。现在类似浙江教育学院的成人教育学校，计划与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合办本科，将取名浙江经贸学院之类的。教育厅暂时打算保留杭外的名字，但要加上浙江经贸学院附属中学的名称。杭外现任领导有两个选择，要么公办，听从教育厅安排，以后不能考试招生；要么私立，但又没有私立的资本。故会妥协选择前者。

这等于是断了杭外的优质生源。杭外的确有名，但这份名声可能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校教育质量高，二为学生的初始质量优异。后者又可细分为两层：一是单纯由于学生天资聪颖，他们哪怕不上好学校也能取得高成就；二是由于就读同一所学校使得一大群聪明人聚集到一起，互相正向影响的效果明显。经济学在讨论教育回报时，如何区分学校教育质量好、学生本身的质量好这两点效果，是个极其经典的问题。拿北大来说，我们不能抹杀她高质量教育的功劳，但如果高考选择出了最优秀的人并把他们聚集到燕园，有可能是因为构建了一个人际网络的原因，那么北大只是起了俱乐部的作用，就像MBA那样。

如是说可能有点无情无义。回想我在杭外的时光，轻松的环境和优质的老师的确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那时结交而成的朋友圈子也的确被时光证明是最牢固的。我猜测前段所提到的那些效果应该都存在，并且混杂在一起，如何区分它们就需要细致、干净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教育厅否决考试招生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冲击，利用倍差法的确可以区分开这些效果，只要此方法要求的关键假设都成立。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自然实验！若有足够资金，我确定这会是一篇很好的研究。

10月25日，杭州西湖举行国际烟花大会。26日清晨，我在新浪新闻网上看到相关图片，大为惊艳，可翻开网友的评论一看，多是“铺张浪费、污染环境”的评头论足，甚至谩骂一片。前后反差之大，不禁让我开始思考。随后父亲一语让我意识到，撇开网络的放大效应，或许这的确是一直增大的贫富差异所致。不同收入级别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他们在看待各种问题时自然南辕北辙。

有观点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可能是经济规律使然，且老百姓对这种差异的接受度较高。不会有人否认这层“可能”，但我想更多的人会选择相信社会里的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更重要因素。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对平等（最起码对公平）应有一定追求。这不是左、右或任何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可以讨论的，而是一种基本素养。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一直以增长共识为前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也有很多人仍以增长为首要目标，像是龚老师在动态课上反复强调的那般，这些自然都没有错，但又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平等和增长本就不矛盾，更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少那些和经济规律无关的不平等，譬如制度层面，对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谈及制度层面的不平等，在中国有颇多例子为人乐道。首当其冲便是户籍制度。它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遗留产物，却在今天连同农地制度等其他限制了数亿人的发展。最近国家已把地权改革正式重提议程，可是究竟何时能撼动户籍制度的核心，而不是时不时象征性地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零星实验，迟迟没有说法。相反，最近一次官方声明户籍制度五十年内不会废除，是在2003年。

让人乐观的是，对外开放三十年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使农村居民得以获益。尽管户籍制度的限制存在，出口的大规模增长，仍带动了大批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这一现象反作用于动摇户籍制度的力量也应不可小觑。其间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随之而来的又有其他形式的制度不平等，对那些不平等的讨伐或多或少会引起动摇户籍制度的呼声。譬如，移民的子女在城市内缺乏合适的教育机会，而教育一直是中国人十分关心的话题，因此更易引起同情心。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问题责怪到城市头上，这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关系。一个城市是否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是经过理性选择的，内生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要求城市为所有移民子女的教育买单，这种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做到。因此，彻底解决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势必会触及户籍制度本身。

倘若废除了户籍制度，解决了教育平等问题，对经济增长一定有正向作用。如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已没有人否认教育对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制度也有类似道理可循。自然，平等还有其他很多好处。譬如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来自姚老师，他认为一个平等的社会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执政空间。

不平等的受害者总是那些弱势群体，而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弱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足以使中国根本没办法撇开他们而谈经济增长。这便是为何正当全世界都在关心金融海啸，中国却在前些日子召开全国大会讨论农民的生计。中国需要首先“管好自己”。

P.S. 既然提到了金融海啸，在此想顺带一提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同样也是国家需要管好自己的佐证。下述观点来自南风窗。中国人的储蓄意识一直很强，正是因为没有能够安定人心的健全社保体系，以致于造成高出口率、高储蓄率的“奇观”。但依靠出口的增长恰恰反映了中国的内部需求基础微弱，无法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给动力。我同意这是中国被牵扯进此次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美元外汇储备以及大量出口造成的尴尬地位，也只有靠扩大内需来缓解。只有储蓄减少了，消费才能增加。而倘若没有社保保证，人们是不敢花钱的。把这一逻辑链条反过来推，只有满足一定社保需求，消费才能可能替代出口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社会保障同样存在不平等问题，受害的则不一定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对此我的了解还不够，暂且打住。

汇率从快升到6.8的时候就开始贬，看着曲线在过去一个月里华丽丽地向上走，我还是挺高兴自己支持的一派预测对了这一走势，因为这表明央行采取了我认为正确的措施。说起来好像很光鲜，但谁都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狭窄政策走廊里劈出的一条路。撇开汇率是相对变量这一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贬，很大程度上是央行表明打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决心。以前读到过有人建议不妨在短时内固定汇率，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这么做也可稍稍减轻出口企业的担子。最重要的，仍是央行如此就不必以高成本对冲受升值预期引诱的那部分资本流入。还不是利率降也不是，升更不行。

倘若汇率继续升值，央行是绝对不敢升名义利率的，原因仍是避免投机资本，所以汇率只有牺牲一下。央行更不可能降息，因为拜通胀所赐，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得不能再负了。负利率对股市和楼市的波动与泡沫需要负起一定责任，而这种市场波动又给了海外投机者机会。相对于楼市，股市是可怜的娃，跌也跌得差不多了，短时期内也不会再有什么泡沫。但是楼市就不一样。后一市场的买家和卖家都靠银行贷款苟延残喘，如果楼市垮了，最遭殃的就是银行。政府知道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楼市垮的。

所以说，合理的建议是：一、汇率稍微贬一贬，至少不能再升了；二、实际利率能不能为正？三、各种价格体系改革。明白人都知道第三条在短期内是乌托邦，而第二条是着险棋，所以只好先拿汇率开刀了。以上的逻辑推明白了其实很简单。我是从汇率这边入手，找到那线团的线头，从利率或者任何一个角度切进去，推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很安心，虽然想不通为什么会有另外一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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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却另有一件事让我越想越心慌。现在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都用来通读有关social capital的文献。我不知道是否我critical或者cynical过头了，虽然让我读这些东西的那个帅哥先前如何如何地sell这个概念，我还是觉得好扯，除了Coleman的一篇奠基性著作之外。让我觉得郁闷的是，这个概念让我有各种不安情绪，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诸多词汇（尤其是networks）的同义反复，而这种fancy的重复定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每每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会用“这是工作，人家付你钱了”或者“很多科学上的经典概念在刚出道时都是不被人待见的”之类的话安慰自己。其实，让我急躁的更大原因是，会不会很多其他我很fan的概念也是一样的无谓定义？只是我还未注意到罢了。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怀疑到很是平行的human capital头上，不过这种疑虑立刻被打消了，这更加突出了Schultz和Becker两位前辈的伟大，能把这么个当初争议巨大的新概念给摆平，扶正其地位以致于如今不可撼动的地步。崇拜一记。

老板喜欢说经济学和数学在逻辑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本质上反倒和历史学很接近。这句话听得遍数多了，我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哪怕逐字逐句地翻译他的书稿，读到这段时，也仅强调经济学做到数学的逻辑自洽还不够，符合现实才是真正的标准，因此和历史学比较接近。我还是不懂。

直到前几天回北京的火车上，终于一页页地翻开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过于有名的书，我至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又还回三四次，没有时间看，又因太厚而舍不得影印。Diamond为这本书呕心沥血数十年，说的无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是困于历史学不可重复实验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客观局限，或多或少依赖穷举，因此如此之厚。这本书想解释的是人类史上最重要、最折磨人的问题：为何欧洲、北美洲（先）发展了，而非洲、泛太平洋等地方仍未发展？有很多显然的表面原因，Diamond作为西方人，像Aristotle一样试图用完整的穷举来达到对某一领域知识的控制：枪炮、钢铁武器、马匹等军事技术；传染性流行病；航海技术；有效的行政组织；文字。Diamond称这些因素为直接原因，或近似因素，它们可用因果关系表达。然而，终极原因是什么？在苦苦追寻数十年后，他告诉世人，终极原因在于地理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不同。Diamond因此成了地理决定论的代表人物。

让我颇感激动的是，这种追寻过去发生事情原因的方法，果然和经济学很像。老板所指也许即在于此。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后验的，也就是解释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做好这一点，也就没有资格进行预测。

Becker最近两周的博文谈了两件事：一为金融市场的规制，二为农业补贴。Becker（1983）对于为何富裕国家大力补贴占GDP比重较小的农业、而贫穷国家向占GDP比重较大的农业收重税的解释很经典。他提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利益集团的竞争。富裕国家对小块农业补贴的花费，仍旧需要从占大头的城镇居民收税而得，平摊下来，这个大集团每人所需缴税仍很少；反之的理由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成立。我想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的源头都与罗斯福新政那段历史关系紧密，美国人或许对那段历史已经习于自然，然而历史的印迹仍值得注意。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就不用说了，大萧条最直接的现象便是银行挤兑和股市崩盘，罗斯福在上任两天后便下令关闭所有银行，乃明智之举。农业补贴则没有那么简单。提出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并得到议会通过，最初由于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罗斯福政府决定设定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达成合约减少生产，并给于补贴。大概不到两年，最高法院判定此法案违宪，因为它触动了西方人最敏感的那根弦，个人主义。那可是爱默生、梭罗等人的毕生追求，已深入每个美国人的脊髓。因此政府没有权利设定价格。即使这个法案被废除了，它的影响依旧无比深刻，于是有了后来的种种争议。

用历史学方法解释大历史，用经济学方法解释小历史（指短期历史），岂不很像？

P.S. 思绪飘了起来。近日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很是感动。先生曰：“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正值青年，却碰上了一个真正的少年中国，书写历史之感，甚妙。

P.S.2 我越来越意识到，学术研究，必须非常熟悉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才能下笔，不然只会贻笑大方。前段时间不知好歹地选了不熟悉的东西写毕设，被导师批得体无完肤。所以通读历史，对经济学真的很重要。因为，再说一遍，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便是解释短期历史。

我有一本随身带的“涂鸦本”，开会记录时会用它，写作提纲时会用它，数学演算时会用它，法语誊抄时会用它，攻略摘录时会用它……反正几乎做什么都会用它，因此一本本地消耗得特别快，写满就扔。可是我仍旧会到处淘偏贵的本子，当作涂鸦本，因为我很看重它的纸张质量，得让我有写字的欲望。方才刚要扔掉一本时，发现上面仍有些东西值得记录。

那是在上次的CCPF会上，一个早上有三位与会者作了讲演。第一位是James Mirrlees，大约十年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位是许善达，前税务总局副局长；第三位是张通，现任财政部部长助理。三位在选题、讲演风格上的截然不同，却恰好能与各自身份呼应，至少我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

Mirrlees讲了一个模型，把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勾勒出了大致轮廓。模型本身很简单，假设较为天真，两步博弈即了事；好处在于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讲清楚了。许善达一上来，先赞美了通Mirrlees，说那模型是“教科书大纲”。我乍听到这话时差点厥倒，虽说许一定出于赞美，概括得也精辟，但总感觉不是好话，暗讽其模型不切实际的意思，至少从Mirrlees的讲演中，我不觉得他仅仅期待那个模型止步于纯理论。这位前副局长或许由于已成“前”副局长，口无遮拦地滔滔不绝许多例子，讨论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很是精彩。我在以前的帖子里也有过相应讨论，这些来自一线的故事对于研究实际问题自然是很重要的素材。本以为张通的讲演会更贴近现实，他一上来提出的问题的确够一针见血（东中西发展不平衡；集权制的特殊性；分税制改革搞定了中央与省级财政关系，可是省级以下的财政关系怎么办？），但其内容完全是口号标语，一二三四罗列得难免枯燥，虽说从这些条文上，倒是可以看出中央的工作重心转移。我听到一半时就想，或许这与他还在任上有关吧。

经常有人形容税收和补贴的关系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是，倘若黑羊的毛还给了白羊，白羊的毛却还给了黑羊，不知是否某只羊会有意见？也许两只都会不开心：白羊嫌黑羊的毛色丑，黑羊嫌白羊的毛容易脏；又或许，不同颜色的毛接在一起本身就杂乱无章，两只羊甚至有可能嫌麻烦。而现实中的中国财政即如此。移民子女的义务教育由谁买单是个经典问题，也许因其涉及对象较有煽动性，媒体关注得自然也多些。实际上，在其他方面，财政收取的不一致性问题同样存在。昨日在CCPF的会上，便听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譬如，西气东输项目穿越十几个省，即十几个地方政府都发生了运费，即营业税的税源。然而，国家法律规定，这类公司应该在公司注册地纳税，结果一整条线产生的税都交到了上海。总长3900千米的项目在上海只有几十公里的路，而其他省份一分钱直接税收都拿不到。

譬如，很多有点规模的公司均为总分制，母子公司遍布全国。法律又规定，所有分公司的利润应当归总到总公司后再计算企业所得税，全部上缴到总公司所在地。这件事闹了很久，最终仍是触动了制度本身才解决问题。人大通过了一项所得税法修订，要求税收转移。具体办法是，50%的税收必须再分配，另外50%中一半仍上缴总公司所在省份，还有一半纳入中央金库以备调节。这是分税制改革后的一大突破，原因在于中央首次税收和税源背离问题存在。尽管如此，在修订办法执行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大公司未被考虑在内，譬如银行。而且，只是五五开的分成也许不够彻底，一笔混账。最大的问题是，税收转移的再分配有那么容易么？交易成本又怎么说？

再看一个例子，三峡大坝。三峡发电主要在宜昌，但是因建大坝而淹没的地区主要在重庆。按照旧法，三峡发电产生的税应该都交到湖北，不过中央倒是爽快地答应会给重庆大量补贴。不过，怎么补？原本打算利用税收转移再分配，可重庆这次不答应了。理由一，如果只能再分配，重庆无法作预算编制，之后的执行很困难；理由二，难道重庆每个月都得关注宜昌发了多少电收了多少税，还得一次次地问各级部门要钱，就中国那套官僚体系，交易成本之高不累死重庆才怪。争论许久，中央答应入库之前的增值税中85%以上归重庆，15%左右给宜昌，然后再各自入库，和中央一三分成。

据统计，中国目前占收入90%以上的税收没有明确归属，且地方税收收入的不平等远大于税源的不平等。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均税收（税收返还前）为3:1，税收返还之后这个数字没有变化，只有专项转移和转移支付才将其降到1.8:1。那个唬人的3:1，一定和税收、税源不一致问题有关。若能从最初的制度入手，政府之后也不用花力气进行税收转移。可以这么说，国家现有制度先是扩大不平等，再由政府花钱出力地努力缩小不平等，没有效率。从制度入手，能够增加贫困地区的自有财力，提升其公共品服务提供的能力，以及降低中央转移支付的压力。

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税很奇怪，由于存在各种增值税返还、基数返还，因此几乎全和地方相关，名字本身并不意味着真的归属中央。然而，发达国家的中央税完全归中央，从何处收上来的完全不追究，但是地方税总能做到一致性，因为那些国家的税法已将一致性视为一种原则。这对于中国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否定其重要性。尽管只有个别案例，但这些案例至少已经说明，对于中央而言修订法律是可能的。那么就一点一点着手做吧，不然这笔帐只会越来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