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班长大人”结婚了，真心为她高兴：）
一直以来最中意她的文字。

以暧昧语态讨论全球变暖或许是Levitt和Dubner的不对，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听起来确实比减排要有意思些。比照哥本哈根大会上六位专家（三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看法，就会发现两位作者提倡的正是第一条和第三条，而各种二氧化碳减排的方法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是碳减排这一组的倒数。当然，这或许只是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思维，我总感觉他们可能还不足够重视各种方法带来的其他可能负效应。譬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所谓的平流层注入二氧化硫，难道二氧化硫不会跑到对流层，被氧化后引起更多的酸雨吗？

从高到低排列应对全球变暖最有效的方法，列表如下：
1. 气候工程——海洋云层增白
2. 科技——以科技为指导的政策反应
3. 气候工程——平流层注入悬浮颗粒
4. 科技——二氧化碳储存研究
5. 改造——改造计划
6. 气候工程——气体捕捉研究
7. 科技补贴——科技补贴
8. 林业——扩张和保护森林
9. 碳黑减排——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火炉使用
10. 甲烷减排——投资甲烷减排
11. 二氧化碳减排——OECD二氧化碳税
12. 二氧化碳减排——0.5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13. 二氧化碳减排——3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14. 二氧化碳减排——68美元全球二氧化碳税

很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不喜欢个人的态度性观点被媒体断章取义，引出一场风波，自己的名声被给搞臭了，却似哑巴吃黄莲。但是学者在撰文时，有时也不得不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辞，或是至少在文章开端扭曲原意。我很理解这种手段的初衷，其实说轻了，这无非是引人入胜的行文技巧；但考虑到读者也是不绝对理性的人，做不到次次通篇读完再发表看法，至少对文章的态度早已形成。因此，在对待特别容易引起争议、或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上，个人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昨天晚上拜读老板写民主化进程的文章。之前在某位学长的校内上看到他对此文的观点不认同，在阅读过程中，我猜想学长不认同的原因，或许和文章的写作语气多少有些关系。民主在中国自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那篇文章想讲的是，中国在各方面多少已有一些对于民主化的准备；但作者想谈的民主并非完全的民主（full democracy），而是指中国的种种制度变化能使政府对百姓负责，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认为它接近民主最关键的作用，因此认为中国处于民主化进程中（functioning democracy）。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在玩弄概念，但我对这种观点还是很认同的。即便如此，倘若作者不在文章开端便挑明这一点，便很容易给读者带来错觉，一旦认定了文章讨论的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心生滑稽之感也是难免的。

我以为人在阅读过程中，总是习惯性地抵抗着作者的观点，个人主观的态度往往贯穿其中，被作者说服反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有点可悲的是，越是受过相关科目高等训练的人，越容易形成对各种问题的个人立场，也就越难以客观的心态去面对不同的意见了。

什么又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呢？环境保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段时间一直留心Levitt与Krugman在这方面的论战，其实这一论战牵涉的人远不止、甚至实际上并非以他俩为主要代表，但谁让他们两人比较有名？Levitt是《魔鬼经济学》这本畅销书的第一作者，Krugman则是较近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两人又同是克拉克奖得主。事情是这样的。Levitt和原来的合作者Dubner又写了本书，叫做《超级魔鬼经济学》（为什么翻译过来那么喜感），第一章讨论全球变暖，便是这一章引出了这场论战。我还没有找到那一章的原文，但从各方面的评论可以大致拼凑出主要结构。我猜想，那一章在开头应该给出了一些违反常识的观点，譬如暧昧地援引了一些看似支持“全球变冷”的看法，吸引住眼球后便话锋一转，转而讨论立刻实行二氧化碳减排（“立刻”二字不能省）这一解决措施是否有效，又是否最有效。

了解Levitt或是读过他的书的人也许知道，他做的研究以标新立异为特点，或者研究的问题出人意料，或者提出的观点剑走偏锋。无论他的初衷如何，这一做法到目前为止似乎颇受至少学术界之外的大众欢迎——或许是因为正经的经济学游戏晦涩又无趣？但当他以这种态度涉猎环保这一严肃话题时，便有人不那么乐意了。先是一些环保组织公开对此书的发行提出抗议，而后诸如Krugman等一些经济学家在读了五页之后，便跳将出来对其狂批一通。Levitt的回应是，Krugman等人怎么可以只读五页？那一章并非在讨论全球变暖还是变冷，而是在承认全球变暖的基础上，讨论立刻减排是否最有效，什么又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重点在于办法，而并非全球变暖这一既定事实。Krugman对此的回应是，自己只读了五页的原因在于Levitt引用文献的字里行间，让读者感觉那篇原本是在强调全球变暖急迫性的文献其实是在支持全球变冷；错的不是文献，而是在于引用文献时的模糊措辞扭曲了原意。

我其实觉得Levitt有点小冤枉，第一章很有可能是另一位合作者Dubner负主要责任，因为Levitt对环境问题此前从未涉猎。我也是喜欢、欣赏他的风格的，但无论如何，当你把自己的大名署在一本书上时，读者便期待着你对那本书里的所有意见负责。如果真的不太了解某些问题，那就先回家好好做做功课吧。Krugman的补充回应中最后一句话深得我心，他强调在讨论类似环保这种严肃的问题时，学者的主观态度其实至关重要，一味地玩这种剑走偏锋的游戏来吸引眼球，是不可接受的。（"This is a serious issu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ethics of sumo wrestling here; we're talking, quite possibly, about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t's not a place to play snarky, contrarian games."）

我想在完整地读过那一章之前，我也不好说在这场论战中我究竟会支持哪一方。只读五页便下结论或许不太妥当，但在这种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上，一点点玩文字游戏的不严肃态度或许确实不合时宜，哪怕是本着吸引更多读者来关注这一问题的良好初衷。学者站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最高一层，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应负起责任。不要害怕高处不胜寒，让我们开门见山吧。

下图为澳元比人民币汇率走势。

荐文“中国文学是一孤岛”，请点此。

格外认同的是有关“两个世界碰撞点”的说法，这显然在强调环境对人发展的决定作用，我一向对此比较相信。从文字的笔触风格回推写作之人的性格或所处背景，非常有意思。这段时间陆陆续续读房龙、张洁、费孝通、黄永玉，间断地读着老板的杂志文，发现人之性格——或温婉、或犀利，于落笔之处彰显。其实从老板身上便可见一斑，他这几年在国外发展的时间较多，比较他如今的专栏文章与早年写给诸如《读书》的文章，已有很大不同；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那种温和、又不失尖锐之处的调调。

我想说的是，既然“孤岛”一说法可适用于中国文学以外的种种，或者身处孤岛上的我们应该主动寻求两个世界之间碰撞的机会。

女孩过了豆蔻，便开始意识到年龄的概念；女人过了双十，便开始时不时纠结年龄的存在。曾经我无论到哪个群体，不是最小的就是第二小的那一个，可是现在到哪儿，周围总是有一圈妹妹们撒娇般喊我姐姐。刚加入的一个项目组，除了美方那边的女孩，女生这边我就是最大的，两个比我先进的学妹也师姐前师姐后地叫我；今晚带一个交流项目里的同伴聚一聚，她们竟然都比我小四岁，其中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妹妹因为今天无法过来，昨晚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素未谋面初次交谈却从头撒娇到尾，声音那个甜啊。怎么会这样呢？记忆中，老爸告诉我要“倚小卖小”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一眨眼我便失去了这份宝贵的资格。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很纠结这件事，不过最近好像在那一声声的姐姐中有所了悟。

我知道自己是看上去比较面善的那种长相，给人第一印象无论是安静还是活泼，至少会让人觉得脾气应属温和，于是常有人在初识时愿意亲近，尤其女生。我的确也喜欢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太过麻烦的事情也会前后斟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吝啬拒绝，向来不是圣人型的，也不至于不好意思开口。自己常常做不到的便是把这种良好的第一印象持续保持下去——那就要看对方是谁了。近来醒悟到的是，那一声姐姐，带来的亦有责任。年龄或许在纠结的人眼里是一种毒药，但换个角度，年龄的增长也带来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譬如心智成熟，譬如经验积累，譬如为人处世的圆滑与豁达。别人不好意思开口时，年长者便应该跳将出来圆场，只因后者走过的路长一些；别人不懂得如何办理一些手续时，年长者便应该耐心地手把手教、并安抚其焦急情绪，只因这些步骤后者都亲身完成过；别人不知晓一些信息时，年长者有主动告知或帮忙打听的义务，只因后者认识的朋友多一些。对于我而言，最初的梦想便是予人以正面影响——凡事对得起那声姐姐，不就是在应和自己的愿望？这么一想，也就不再纠结什么年龄了。

P.S. 写下那个题目，自然便想到柏邦妮的那篇。话说谁有《像邦妮一样爱你》，转给我吧！

前几天刚开学，各大手机网络运营商都来学校“抢生源”，包括移动、联通和电信天翼。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刚入学的新生，但由于各种优惠套餐太优惠了，很多老生也抢着去充值，学校里若干办理点都一大早便排起了长队，我的室友（一个生科的博士姐姐）在某天六点就去排队了。优惠到什么程度？据未名BBS的讨论，差不多是充几百话费，就送相当于一半话费的礼品；譬如充五百元话费就送至少能以250元转卖的折叠式自行车，而室友觉得那车在卖场至少能卖350元。运营商为何如此下血本？有可能是为了冲高市场占有率，回转现金流，但个人认为重点仍在于客户群乃“新”生。

我们在购买很多消费品的时候，其实第一次买很关键。不知你是否发觉，仔细想来自己的“品牌忠诚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我自己而言，第一次尝试着买下的东西只要还用得过去，之后就会习惯性地继续购买；尝试新产品的欲望则是随心情而定的，相对而言随机很多。市场营销学或者把这个称作品牌忠诚度，但我觉得可能是人的某种惯性心理在作祟；听起来还是很虚无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差异又很大，于是很难给它估价。对于一些服务而言，譬如手机网络，则存在切实的成本。假设两家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成本和质量差不多，一般人在选择了运营商A之后，压根不会去动换成运营商B的念头吧？换运营商意味着换号，换号则意味着你需要事先和所有可能的联络人打声招呼，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遗漏。只要是换过号的人，便能理解个中曲折；只有当换号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时，才会有勇气走出这一步。譬如我刚到北京读本科的时候用的是移动的神州行——因为在杭州时一直用它，四年下来我明明知道动感地带在电话、短信和积分各方面都实惠很多，但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主要的担心便是怕长久未联系的朋友会找不到我。直到意识到还需要在北京读三年硕士时，我才终于去换了号。

当人们进入某一个特定的环境后——譬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指的就是手机网络，他们便很难跳出那个圈子。我们便可认为针对某类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在初次购买时存在“进入成本”，或者在转换牌子时存在“转换成本”——请注意这些名称都是我随意命名的，在概念层面上类似微观经济学中、厂商初进入某一行业时所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它们都有点沉没成本的味道。手机运营商通过送赠品的方式，为消费者的进入成本买单，以鼓励其选择。

拓展一下，这一环境不一定是物理的，也可能是心理层面等更抽象的，俗称思维定势。常人的思维究竟有多么定势？房龙在《人类的故事》里最出彩的一章便是倒数第二章“新世界”，讲的是此书写成时期的“现代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历史永远不是客观的，读历史学家如何书写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历史，更有意思。房龙认为那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思维变化跟不上科学发展的速度，或者说涉及如何管理世界的制度变迁远慢于物质进步。他写道，“要对所有这些苦难负责的最初错误，是我们的科学家犯下的：他们开始创造一个由钢铁、化学品、电力构成的新世界，却忘记了人类思维比寓言中的乌龟还要慢，比著名的树懒还要懒，常常比一小群激进的领袖落后一百到三百年。”

这仿佛暗示着人类发展的悲剧性，但我们也无法责怪自己，社会广场、政治舞台的一幕幕必然比科学实验室里摆弄的仪器更复杂一些。只要能意识到这种思维定势，人们就能够进步，哪怕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毕竟正如房龙强调的，每一代人中总能出现那么几个有独特远见和勇气的人，一次又一次打着挑战权威的恶仗——虽然在国际政治这个不大的“海”上，每一代人的航行都需要先学习一套崭新的航海术；虽然那几个人“将不得不做多年的学徒。他们将不得不跨越各种障碍，才能奋斗到最上层。当他们到达驾驶台时，一群嫉妒的船员发生叛乱，可能会杀死他们。但终有一天，有个人会站出来，把这艘船安全地带入港口，他将是时代的英雄。”

很多人都支持城市化，认为这是地区发展初期必经的阶段，也可能是较理想的捷径；我同意。但城市化、尤其初期带来的痛苦，也的确异常恼人。走在北京的五环、甚至六环外，一辆自行车经过都能扬起漫天尘土，凡是泥路边的花花草草都是灰色的，上面积满了约有半厘米厚的尘或土，行人明显能感到鼻粘膜缀满了灰尘，努力喝水也无济于事。在朝阳或昌平的城乡结合部，基本的石路、下水道、公共厕所等基建还没有到位，很难想象教育、卫生等软条件如何才能跟上。我想在这些地方，或许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并且首要保证的应该是自然层面的环境。

前几天的傍晚时分去五道口地铁站和外国朋友们集合，初到北京两周的一个美国人显然被五道口的拥挤给吓住了。她问我为何北京越市中心的地方越安静，越边远的地方、像是介于四环与五环之间的五道口，反而如此嘈杂无序。我想了下，果然像她说的那样，像在三环以内——譬如我刚去过的东四十条使馆区，只要不是住宅区或风景名胜区，大白天很是宽敞的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最多偶尔驶过一两辆小汽车。相反地，沿着地铁五号线，从与十三号线交界的立水桥站开始，一直向北全是天通苑的高层住宅区，高楼造得很漂亮、砖红色的外墙亦颜色统一，可周围的环境实在不敢恭维。放眼望去全是朦胧的，触目的一切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黄纱，没有一点绿色。林业大学的学妹告诉我，这里原本全是绿树，为了造房子就都砍掉了。我追问难道不要求种回来吗？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暗示我想得太简单了。

地铁这一伟大的公共交通设施所及之处，可能还会发展得好些、至少快些，或许不久的将来等那里的房子都住满人了，居民便会自发地要求恢复绿化；可是再偏远一点的地方，情况就要更糟。经常能看到漫天尘土里，有行人或牵着刚会走路的小孩、或推着婴儿车，那些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对外界除了本能外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或意识的幼儿，遂成了可吸入悬浮颗粒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可想而知，他们的呼吸系统尚在发育中，还很娇嫩，倘若不是被大人抱着，他们的身高限制使其成为最靠近地面的人群，只能无辜地瞪着大眼睛，任凭自己暴露在暗藏的危险之中。其实不仅仅是空气污染——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幕是有一次经过一条小路，路中央有个什么机器持续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在经过时都需要捂住耳朵才勉强觉得生理上不会太难受，但看到有个行人推着婴儿车经过，车里的小孩小脸都皱到了一块，出于本能努力地用一只手想捂住耳朵、但怎么也捂不严实，我瞧他都快哭了，可推着车的大人一脸漠然，仍旧缓缓踱步。我想，家长的教育程度低导致了在健康或卫生等方面的各种意识不够，或许是其自身和后代健康水平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在城市化初期仿佛一直被默许着一物换一物。或许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到经济和环境都保证，但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鲜有两者平衡发展的成功案例。人们总是在经济发展得差不多了之后，开始呼吁还我蓝天绿树，但似乎倒也不怎么后悔，因为大家都默认牺牲环境在初期是无可避免的。“反正以后都是可以弥补的，现在捶胸顿足又有何必要呢？”——举个例子，婴幼儿生长初期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种种危害，或许会延缓发育、落下慢性病根、限制教育，这些真的可以弥补吗？我觉得，我们不怕暴露问题，怕的就是这种已然漠然的心态。不试试又有谁知道，或许经济和环境发展就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今天赶了两个场子，此处只谈其一，即科学松鼠会的小姬看片会。内容主要有两块，观看BBC拍的纪录片《Planet Earth》（行星地球）之第一篇“从南极到北极”；以及听南方周末的黄永明和网易的陈子宇讲述北极科考的最真实感受，此二人所撰写的一些相关报道可见这里和这里。他们随着Greenpeace和一些科学家在北极待了55天，两人十分认真又平易近人地给大家讲各种小细节——略带羞赧得一点都不像记者，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但震撼最深的仍是BBC那部片子中小小的几处画面。

影片有三两处间断性地跟随拍摄了一只雄性北极熊。不像雌性北极熊需要带幼崽，它的任务只是捕食，海象是其主要目标之一。一个常识是，北极熊与海象并非力量悬殊，两者的对抗只有在岸上时才对北极熊有利，一旦上吨重的海象下了水，北极熊亦无可奈何。第一个让我心悸的镜头是那只北极熊匍匐在越来越浅的冰面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进。第二个镜头中已然看不见冰面，北极熊不停地在水里扒着脚掌向前游，它从不折返，只要未见陆地就会不停地游，解说词说它游了四天、才精疲力竭地触到了陆地。第三个镜头是饿极了的北极熊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冒险进攻成年海象，试着趴在好几只背上咬断其脖颈，但最终仍让海象全部溜回了海中，北极熊的后脚亦被海象的尖利长牙戳破了，再也无力站立，只能卧倒在冰面上，忍着饥饿静静等死。

全球变暖使两极冰川加速融化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觉得这几年好像天气在变冷了？但科学家说，只要你相信气象科学，那么气象科学便会告诉你，全球在变暖，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有人又觉得全球变暖也有自然的因素，譬如太阳在近几十年来愈发活跃？联合国在2007年发布报告，保守估计全球变暖有90%是人为因素使然。北极最大的那块冰川每年随气候变化，逢3月达到最大、9月最小；最激进的估计是，2030年的9月，那块冰川便会完全消失。如果没有冰川，那所有的北极熊都会像影片中的那只一般，没有条件捕食，只有饱受饥饿折磨，活活致死。其实让我落泪、让我感触最深的便是那第一个镜头，一想起那硕大却洁白的躯体笨重地踉跄挪动，我就觉得一阵心寒。北极熊，它们也只是想要生存。

人类一开始也不是聪明的物种，也是笨笨的。房龙在《人类的故事》里写道，我们的祖先在冰河时期因为想要生存下去，“被迫”比以前好几倍地用脑。“‘生存的欲望’曾经是（现在也是）阻止所有生物都直奔死亡的主要原动力，所以，冰河时期的人类的大脑，全速运转了起来。”“冰川期本来差点儿毁灭人类，却成了人类的最伟大的老师，迫使人类使用自己的头脑。”听起来很不达尔文，但人类之所以进化成智能生物而存活下来，好像真是因为被生存欲望所迫。譬如最原始的语言雏形，只是为了呼唤同伴躲避危险。正是因为这种被迫，使得人类很多关键的改变都披上幸运的色彩，而又矛盾地显得必然——毕竟我们的确活了下来。只要环境足够安逸，还能够保证人类自己生存，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改变的，所有决策都是如此地短视！

倘若觉得环境问题太虚——我相信确有很多人仍觉得它就是威胁不到自己——冰川融化淹没了几座低洼城市如何？北极熊灭亡了又如何？居民可以迁徙，有钱便可买窗式、分体式、中央空调，人类又不吃北极熊，美国倒不下垃圾还有印度和中国呢！那么就来看看纯粹的人类游戏，那便是制度。为现代人所不耻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在它们第一次被发明的时候，其实都被公认为方便又妥当的安排。仍旧是房龙，“古希腊人把奴隶制看做必要的制度，认为没有了它，任何城市都别想成为真正文明人的家园”；再看古罗马，“如果你以为11世纪的人们反对这种政府形式，那你就错了。他们拥护封建制度，因为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必要的制度。”当然这体现了制度发展的必要演化阶段，但这亦从某种角度显现出人类在设计制度层面上的短视。

把人类摆在北极熊的位置上，或许我们还没有它们那般坚忍与自尊。换位而言，它们也只是像我们一样，追随生存的欲望，我们只是自以为比它们智商高一点，为何自诩有权力剥夺（哪怕是间接地）它们生存的权利？或许真像《银河系漫游指南》开篇所言，这个星球上有比我们更高级的生物，暗地里嘲笑着我们像那些北极熊一样，渐渐失去生存的权利。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不是冰川或是天敌，我们是在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存权利。

P.S. 希望读经济学的人看到类似这种日志不会觉得无关痛痒。说真的，经济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不就是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又有什么福利比生存权利更重要？

早前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和内容都挺好，故荐之，请点击此处。此文及那期《南风窗》的一些相关文章对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抱怨与否谈得已甚深入浅出，本不想多言，但转念间还是想啰嗦几句另一层面的抱怨。

在个人层面上，我感觉的确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喜欢抱怨。可能自己是那种“看上去”比较守得住秘密的人，经常会有朋友找我倾诉，其实我明白他或她只是需要一个诉诉苦的对象而已，我也很愿意在别人失落的时候停下手边一切，借出耳朵或肩膀。以前由于缺乏心理学或人际交往的相关知识，又流于悲观，我也曾是那种很喜欢抱怨的人，但我脸皮很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只好拎起电话往家里说。后来慢慢地通过一些常识性的文字，懂得人人其实都有义务为周围的人带去一个“正气场”，这样对于自身和别人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我个人的观点是，其实那篇文章的题目也适用于个人层面是否该抱怨。短小而概括性高的抱怨对于疏解烦闷情绪是有益处的，通过与朋友分享不快，有时也会得到意想之外的帮助，一些困难可能就这么迎刃而解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这是我一贯相信的真理，成天乐呵呵的人私底下也会有想要抱怨的欲望。但像祥林嫂那般只剩抱怨的人，一定到哪儿都不受欢迎。好似周先生评孔乙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学术圈内经常需要合作，和不同性格的人接触过后，深感合作者的所谓“作风”是否合拍，对于研究的进展有较深影响。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没有和我熟到可以无所顾忌而倾吐抱怨的程度，但我相信有那么些人，他们真的有足够正的气场，和他们合作总能让人觉得心情愉快，信心满满，前途一片光明之感油然而生。步调快慢与否并不重要，任何人到了底线都会开始催促，或乐观、或稳重才是令人舒心的脾性。

很久以前看过《放大》，由于有老师的指点而自觉看懂了，这个概念一直深埋心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愚笨、而是不够敏感，不是无感、而是习于冷漠。于是无论规律、道理或其他，很多事情需要放大着来看。

谈到放大，首先的联想便是信誉或声誉。我们在高微II时的博弈部分学过一些很复杂的声誉模型，但生动的例子永不失为有力的辅佐。

日前网店很流行，单品价格比超市便宜，买多了一般都能免除运费。我现在除了太重或保质期过短的东西，其他基本都在网上解决，淘宝、当当、1号店是常光顾的地方。在网上货比三家的时候，我最注意的便是信誉，而一家店的信誉是由过往买家所给评价得分所决定的。一般来说，一家店信誉值很高而一家店普普通通的情况下，我愿意为前者的商品多支出20%。这应该是个不小的加价，而我自觉对于价格还比较保守。思前顾后的时候，我有种自己和自己做实验的感觉（毕竟都是对着屏幕），便很好奇其他网络消费者会如何进行价格和信誉之间的权衡。倘若能通过实验为信誉定价，倒是颇有意思，很多网店的老板一定对此亦感兴趣。

大众点评在外食族间应已小有名气了。最近机缘巧合参与了它的一次试吃活动（尚饿着肚子的同学请慎入），因此了解了它家的一些运作内幕。这家公司只有四十余人，却运行着靠非常大服务器支撑的一个网站，挺不容易。或许有人会好奇，像这种每次招待15-20人、平均每月近二十次、菜品新鲜出彩、保证吃到尽兴、最重要还是免费的试吃活动，到底是点评网找上商家为会员谋福利，还是商家自荐上门？令我微讶的是，原来商户需要支付点评网至少1-3万元，才有机会提供试吃服务。一切归功于网络的放大效应，说到底仍是信誉机制在发挥作用。逛点评网的会员和游客都会参考每家商户的过往分数和具体评价，以选择光顾哪家餐厅。提供试吃活动的商家一般都是新开或者生意相对冷清的分店，它们不一定是无法提供诱人的菜品，而是因为其他原因（譬如地理位置）而缺乏最初的那一记推动力。由于试吃活动总能吸引成千上百的人报名，参与试吃的会员又需要在活动结束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报告与心得，因此对于商家而言，提供试吃及随后的优惠活动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很多人的眼球。若商家对自己的菜品及服务有足够信心，那么其运行一定能走上滚雪球般的良性循环。

并非只有物质性的商品才会有信誉，譬如学者做研究也是很讲究信誉的。不好意思地坦白，小朋友最喜欢和我说的一句话便是，“倘若我不能复制你的结果，我就是没信心，你懂吗？”毕竟最终她也需要为自己所出品的结论与文章负责。她也和我解释过，一个学者的信誉需要长时间积累，等到哪一天做出名堂、有知名度了，或许就不会有人一步一步来扣我做的东西的细节了。与商品比较来看，这种无形的信誉是无价的，因此更有理由珍惜与呵护。前段时间受托复查一篇文章是否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当时唯一的一位审稿人下的结论便是如此。我拿到言辞颇为激烈的审稿报告时便一惊，中国学术界再怎么乱，明目张胆地作假应该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吧？在下这种结论时，应该非常谨慎才行。因为倘若有两个人以上都觉得数据是操纵过的，那么作者在学术圈内的信誉恐怕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了。

无论是做买卖、提供服务、或是学术研究，有关信誉能够数百倍地放大亮点或污点的例子随处可见，这种道理亦浅显易懂。可是当我们在躬行某事时，并不总能做到时刻提醒自己信誉的力量，不然又怎会出现如此多的反面教材？人人心中有杆秤，不把别人当傻子固然很重要，但首先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最起码的一件事，却很多人做不到，也的确很难时刻都做到。

P.S. 下图是那次试吃活动之后的合影，放大请点击图片。减肥难啊！

社会各界在扶贫方面已经投下了不少心血和资金，但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不知晓正确的方向，究竟应该在哪方面投钱。在这方面，REAP无疑是幸运的，它关注到了正确的问题。在随机抽样的陕西农村贫困县中，他们发现有39%的学龄儿童有（缺铁性）贫血，其定义为血红蛋白低于120克/升。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哪怕数据本身代表的仅是西北贫困县。通过维生素摄入干预，贫血学生的比例减少了一半。我问了关于分布的情况，得知分布其实是很集中的，因此这两个均值间的比较能够说明一定问题。

贫血被称为“沉默的常见病”，它几乎没有明显的外在症状，患儿只会易头晕、无法集中精神学习、生长发育推迟；但长期贫血的危害严重，身体与心理健康层面的损伤会导致教育程度无法提高，同时使得将来劳动力质量的显著下降，甚至近来被认为是阻碍农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贫血的主要原因则是饮食，那一带的孩子大部分每周都只吃干粮，几乎不吃蔬菜和肉类蛋白质，唯一的配菜就是榨菜或辣酱。倘若住在家里还好，无论吃什么，至少能够保证半饱。但由于近年来人口结构调整，农村学龄儿童人数大幅度下降，留守儿童人数又增加，大量的学校由于缺乏生源而关闭、合并，一般孩子都必须走二十公里去上学，因此寄宿制学校成了主流。这些学校每天只提供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半的两顿饭，只有主食，有的孩子因为交不齐饭钱，甚至吃不饱。

实际上，课题组其实还做了针对家长的信息干预，但没有显著效果。家长的教育程度低是信息干预失败的主要原因，最常见的反馈便是不识字，或由于缺乏信息而不觉得这是问题，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吃这些东西过来的”，抑或没有金钱能力改变这一状态。是啊，只吃这些东西是能够生存，但长期下来劳动力的质量便只能停滞，农村自然难以发展。

那么，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干预方式——膳食补充还是提供信息？从果效来看，显然前者更为有效，但这不是可持续的方法；倘若信息提供同样有效，则会是既省钱又可持续的理想选择。为了寻找使信息提供干预有效的方法，课题组下一步的实验便是进行三种干预，1）只提供信息，2）只提供信息和资金，3）提供信息、资金及以奖金为诱导的激励机制。一个猜测是第二种方案便会很有效果。不过，实验的对象改成了针对小学校长，因为每个学校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而校长比较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有人感叹，为了预防H1N1，他在西安被隔离了十天，政府给他提供好吃的好穿的，他却只觉心疼，这些钱用在陕西农村那些孩子身上则可帮助很多人。用于发展上的预算永不嫌少，因此有必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了解真实的情况便显得尤为重要。国家之前的扶贫政策一直很关注提供农村教师补助，这很费钱，但效果一般。再举个例子，疾控中心目前令人费解地把寄生虫病从需要关注的农村幼儿疾病名单上剔除，因此农村的县医院或再下级的卫生机构已不再免费发放一年一片的驱虫药，但调研发现寄生虫仍是很普遍的现象。

上述一系列思考似乎流畅、自然，但实际上都是由实地调研不断推动着，才能自信地得出结论，并决定下一步的走棋。这便是科学的方法，听上去简单，不过纸上谈兵终觉浅，实际操作总会凸显奇奇怪怪的各种问题。有时我又会想，应该先解决贫血、还是先解决寄生虫病，应该提供教师补助、还是直补贫困家庭，这前前后后的顺序，真的那么重要吗？一定要有严密逻辑证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层面有显著效果，某种针对教育的帮助才是值得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了提高教育水平而提高教育水平，理直气壮地让其名正言顺？要知道，当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每跃一级，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便会完全不同了。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教育的意义吗？

或许足矣。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忽略另一重要元素，那便是稀缺性。不仅个人贫困，国家也缺钱，至少暂时不考虑那些公款吃喝的铺张浪费的话。于是政策决定者需要学者协助，找出最需要钱、或者是投钱后最有效果的地方。由于存在预算约束，因此科学逻辑性和价值判断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必然同时存在、互相牵制着。

从抵触、甚至厌恶一个城市过渡到开始迷恋，需要多少时间？之于北京，我用了差不多四年。直到本科最后一年快终了，才慢慢发现它的美好。北京的公共交通甚为发达，公车的便利程度可以说是全国我去过的城市中最好的，它的城建虽然是环状的扩散型，但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还是明显地集中扎堆。强大的中轴线纵贯京城，两旁的景点开发总是嫌不够似的。对于爱乱走的人，像是安内大街、地安门一带，或是广内大街一带，或是牛街一带，也都是有意思的去处。昨日去了国子监，它和南锣鼓巷隔了三占路，但知名度就低不少。南锣鼓巷连着皇城根遗址，和鼓楼、钟楼也很近，是京城扎堆处的典型之一。由于较好地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理所当然成了外国人和小资们休闲的首选之地，可惜该拆的要拆了，最终逃不过商业化的魔爪。

国子监街旧时称作成贤街，咖啡吧等西化产物要比南锣鼓巷少很多，文化底蕴更浓些。这或许是因为在那条街的略中间位置有个“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也是首都图书馆旧址所在。全国上下还真是到处都有孔庙，当然最正宗的还得去曲阜看，北京这边的牌匾也好、碑林也好，一看就像山寨版的，诸如“大成殿”、“万世师表”等等给人的感觉都只是意思一下。国子监本身要有趣得多，帝王讲学之处“辟雍”（首字通“璧”）被保存得较好，四周环水，上通状元桥，莫名地就让我想到天坛。环绕着水的乃四厅六堂，四厅分别为典薄厅、绳愆厅、典籍厅及博士厅，东西两侧各两厅；六堂则为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其间都是有级别划分的。辟雍北部的彝伦堂是藏书之所，其后的敬一亭，又别成院落。

现在的六堂里布置着一些有关历史的展览，譬如“金榜题名——中国古代科举展”就设在率性厅，陈列物品、文字介绍、以及蜡像闪回，我看了很久，觉得很有趣。以前的学生对老师真的很尊敬，听讲时需要侧立一旁，倘若对老师说的话有所质疑，都需要跪着才能提出疑问。展览最后有段后记文字，大而化之地点出了科举的利与弊（我没想到伏尔泰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拥趸），但聪明地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把问题巧妙地转回给了众人。

看着那些红砖绿瓦、蓝底黄字，我想这就是北京最正宗的颜色搭配了，那是属于皇室的。属于原住民的则是一片连一片的灰白，那就是那些可爱的、走不了汽车的胡同巷子。这些也都只有在二环以内才看得到。闪回到今晚的中关村，我在等公车时背靠着一块硕大的广告屏幕，不断闪动的图案投射下的光影笼罩住我，以及周围所有上百个从卖场下班后在天桥下等车的年轻打工者。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香港那些天桥下的菲佣们，那拥挤在一块、却又由于人人气质相近而丝毫不显混乱的感觉真是像极了！这就是或自愿或被迫地对外敞开胸怀、包容着四面八方来往者的现代北京。红绿、灰白、五彩之间的反差，便体现了我先前所言的扎堆感。

附上文中提及信息的三张相关图，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上一篇日志里，那张仰拍孔子像的封面照。我对巴巴变的外链不是很有信心，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全部大图请点击这里。



P.S. to A: 再说一次生日快乐！

鉴于被封的Picasa不知何时才能于国内重见天日，我最近却又开始心痒地到处趴趴走，遂决定把新的照片暂时搬到巴巴变。它家的外链做得没有Picasa要好，所以同学们就请凑合着看吧。

丑丑的主页


假期避暑的专辑一：莫干山


不断更新的专辑二：半饱


昨日诞生的专辑三：国子监

午觉醒来，一照镜子发现脸上油光光的，拿吸油纸擦了半天才好一些。有些纳闷，因为我以前是彻彻底底的干性皮肤，现在洗完脸三、四个小时就会有油。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待了五年，脸上皮肤需要适应更为干燥的气候所致。想来真觉得自然界的适应性这种表象是很伟大的，也难怪当初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学说流行许多年，直到历史上出现了进化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那便是达尔文。拉马克强调的是主动适应，他认为自然对于生物有直接作用，生物在遗传过程中会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而达尔文意识到隐性和显性基因的存在，孟德尔的发现帮了他大忙，更为强调自然选择在生物选择中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被动适应。其实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强调也有局限，因为至少最初的他的确忽略了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这应该可以被看作是主动适应吧？而后来事实证明基因突变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早晨做雅思阅读里有一篇谈到二手烟的危害，有研究声称由于二手烟的存在，使得不吸烟的人会比吸烟的人受危害更严重，这是因为吸烟者的肺部、血液循环系统等身体部分会对尼古丁的摄入逐步适应，进一步发生一些变化以尽可能缓释其危害，而这种变异在不吸烟的人身上不会发生。很佩服自然界这种以适应性为甲盾、从而极大化自我保护的能力。

这种适应性在社会学界何尝不普遍？老板最近一本书谈的便是适应性的意识形态，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制度演进走过的这条路比较成功，他的答案便是类似制度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其实契合得很好！中央政府放任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实验，成功之后便在意识形态上更偏向某种政策，失败则远离，从而走出一条有点小蜿蜒的制度轨迹。因此，中央政府就有点扮演自然的味道，地方政府则是那些被动适应的生物们，不知道它们会不会也来个基因突变？自然，老板不是第一个把自然界的进化论用到社会学界的人，他只是把别人的思想（Grief, 2006）用在了解释中国历史之上。

再换个角度，我一直相信环境对于人一生的发展很重要，现在想想适应性也是支持这种看法的，无论主动或是被动的适应。

做了这么久的CHARLS，第一次碰到真正有点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可能被低估。这个问题并不是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由于在分析收入不平等时，发现相较于同类型的老龄数据、甚至中国的调查数据，90%与10%分位数的比值过大，仔细一看发现在低端有很多观察值过小，或者有过多零值（几乎有10%）。当然，财富变量的类似分位数比值更加夸张，但金融净资产的低估较为普遍，人们也向来不太相信财富变量的可靠性，但当收入也出问题时，大家就会比较担心。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未考虑私人转移，譬如代际间的转移支付。虽然我还没有看加入了私人转移后的收入具体分布，但直觉上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会很大，Weir也在会议上做了均值上的粗略比较，结果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还有一半不能解释。第二个可能原因在于未考虑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收入，但实际上问卷中已涵盖了这一块。第三，可能问卷询问的方式本身有问题，但Albert信誓旦旦地说，根据他二十年来做调查的经验，目前的问卷应该能大致“诱导”收入的真实情况。第四，定义变量的方式有问题，但目前已有不少人仔细纠结过do文件（即类似程式的执行语句），再小的问题也早被挖出来了，应该没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剩下来唯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受访者在报告数据时有意识地低报了某些部分的收入。不过话说回来，类似第三点，Albert不觉得受访者会撒谎，或者说会撒一个弥天大谎。低端的收入过低，仿佛就成了一个谜。

当然，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现在的数据是可信的，样本的特殊性（只抽样了甘肃与浙江的中老年人）起到了主导作用。像是在甘肃农村地区，就是有很多人是零收入的。我个人倾向于前种观点，收入应该确实是低估了。有可能问卷有些提问方式就是有问题，类似支出部分问食物支出是以星期为周期，导致有些人填了零，有可能那些人在上上周买了一个月的食物，上周就完全没有食物支出了。受访者的主动低报也很有可能；在中国，跑到一户人家家里去如此仔细地问他们的收入，总感觉怪怪的。当然这些完全都是主观臆测，如果真的只是定义方法上出了问题，那问题倒简单了。

P.S. 最开始说做CHARLS碰不到什么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但并不等同于未学到任何东西。恰恰相反。一个较深的感触是，有很多规范性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没有人监督着就是不会认真执行。我是那种做事比较粗心、或者懒散，甚至有些讨厌一板一眼的人，又过于信任自己的记忆力，让我在写do文件时完全按照规范来，想想都很可怕。但当与别人合作时，尤其是和自己很欣赏的老师，粗糙的do文件拿出去，在这些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做好、却没做好的地方被人说一通，其实还蛮尴尬的。

每当读到这样的文字，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希望满满着。

他们那些混迹大众传媒的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偶像剧，我想多少是因为它的受众面广，能够更快地用自己想要传播的讯息对大众洗脑。剧中像是黑体字突出的那些小心思还有很多很多，每当看到这些类似的做法，我总会觉得很感动。翟友宁在《恶作剧之吻》里表达对外岛、小儿遗传性疾病、底层下陷等边缘社会的关心也好，野岛深司在《Love Shuffle》里暗示的种种政治态度也好，林奕华在《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里也好，这些所谓的文化人都在尝试用更为通俗的媒介传达着一些深刻的道理。

我们这些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的人，成天以看似多么科学的方法，冷静地、毫无感情地反复阐述那些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或许还没有他们起到的效果好？不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地矛盾着，一个再过简单的道理，也同时需要着冷冰冰的逻辑支撑，和火热热的感情渲染。如果我们和他们实际上能够殊途同归，我会觉得好自豪呢——“哈，我竟能和瞿导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感觉。想来有些不知该说什么，矛盾感究竟是来自于世界，还是仅在于我而已？

以下文字节选自瞿友宁导演的日志“如果湘琴智商200？”，发表于2008.3.24，4：20am。

这几天领悟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作讲演时一定要信心十足的、非常有气势。

昨天由于沟通上的问题，制表时弄混了一个变量，导致今天沈老师在会议上讲演需要用到的一串表格都无法用了。我以为或许就得开天窗了，她的幻灯片一定内容干巴巴的，不像别人一堆堆复杂又漂亮的表格，心里难过了许久。她也真的急了，高强度压力下语气都变了，今天看她眼睛都布满血丝，一杯杯地喝着黑咖啡。没想到今天她讲得很出色，或许是英语漂亮，或许是语速一直在飙，或许是在她认为的重点上抑扬顿挫的那种语气，总之浑身自信满满，让人为其特别的气势而倾倒。庆幸自己还是一直坚持着尽全力补救，虽然前一天还或多或少埋怨过老师在进度安排上的小问题。

尽管她今天没有微笑，话说回来小朋友在正经场合一直挺严肃，但那种气势并非让人觉得无法靠近，而是小小地羡慕着。我在心里暗想，无论她先前如何转移重心到女儿身上，能进入中心的老师自然多少有两把刷子。我又想起了南希在清华的那场讲演，语速一样挺快，语气上却又相差甚远，不过那种有气势的感觉好近似。南希说话时一贯的尾调上扬有点撒娇意味，又有点似乎不容分说的小强势，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有了小矛盾的可爱味道。没错，就是那种气势，会让人觉得她说出的话就很服人，至少对付像我这样的外行，这种感觉就足够让我买账了。

经济学在很多观点上都是各家有各家的主见，在某个问题上意见大相径庭也是家常便饭。当然讲道理还是关键的，但我相信这种气势上的力度在说服别人时会有加分。沟通是门大学问，或许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流，落在笔头也需要类似效果，话说文如其人不是吗？我说的这种气势自然不是指强势的力度，也不仅是单纯的自信，相信会有人看得懂。

365天×83岁=30295天
原来人活到83岁人生才只有3万天？

Part I

听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作者之一南希说这篇文章工作量较大、耗时五年，现在也只是得出一些初步结果；这是她第一次讲演这篇文章，讲的过程中确实挺费劲的。三位作者分别是Banerjee, Duflo, Qian，该是后者在MIT读博士时作品，我没有明白为什么注明的是耶鲁大学。

文章欲问，交通方面的基础建设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一问题宏微观经济学家都研究了很久，大多因为内生性很难处理而结果不够干净，导致各种说法都有，甚至负向影响——我不禁想，得出负向影响的文章为什么还要发布呢？负向结果实在不太可信，虽然这么思考很不经济学。理论上，这一对变量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者通过一系列较为巧妙的方法，把问题转换了一下，改为给定交通基建（因此没有内生性），假设离基建较近的地方更容易享受到基建带来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一好处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较短距离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因果性的影响？

想象一下：城市A和B之间有一条蜿蜒铁路，再用一条直线将A、B连起来，将某县C对这条假想直线作垂线，得到垂线距离便是我们关心的那个距离，不妨记为x。考虑C与A或B之间最近距离x0。倘若x与x0完全线性相关，则在A、B之间建设铁路的这一选择背后的内生性就完全进入了x，倘若完全不相关，则这方法没有可行性，故要相关得刚好才行。南希说就是相关得刚好，不过我没有听清楚这是巧合的结果，还是他们构造出来的，需再细读。于是作者认为x是相对随机的，换言之，那些县C们是相对随机地分布于假想直线两侧——只要有一定随机成分即可，当然随机成分越多越好。这篇文章没有任何与工具变量有关的东西，称其为找个随机的代理变量较为合适。

因此，关键便在于类似A、B的城市的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连接它们的假想直线。作者选取了历史上重要的通商口岸，宁波、上海、广州、福州，并声称这些城市在建铁路之前，相较于如今没有那么发达，因此比较城市选择这一层外生，尤其上海，但除了广州。其余细节不多赘述，譬如作者考虑的这些直线不随时间改变，捕捉到的是基建带来的整体效果。有人攻击过强异质性，南希则强调第一步想要的只是一阶效果，毕竟这是个很难的问题，能先得到平均效果就很不错了。

早有耳闻老板说南希做的东西题目很cute，我当时只觉得逗，直到现在才明白到底如何cute。果然很cute。文章的思路听听就似乎有很多漏洞，很容易受到攻击，但也令人很兴奋。我相当欣赏南希回应攻击的风格，特别是想到这是她第一次讲演此文，坚定不失礼貌，敏捷不失思考。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题目真的是看你怎么选择角度切入，诠释的方法千千万万，选对了可能文章的意义就出来了。譬如有人攻击倘若A、B之间刚好有一条可以用于交通的大河，那么捕捉到的效果就包括了这条河带来的好处，当然如果考虑整体效果的诠释，这也没有错。但在考虑政策含义时，倘若想要强调效果为与政府通过改变投入而加以控制的交通基建相关——这种诠释意义更大，但这么讲就会有错了。实际上，作者本意还是想要限制在铁路本身的效果的，而且控制了机场等种种可能的其他交通方式，只是苦于缺乏河流的数据，目前只好在此项上妥协。

忽然意识到，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仍有待加强，上面的叙述不够通俗。

Part II

昨晚应陈琦之邀去参加“小牛人”俱乐部的聚餐，依旧在最爱的新开元，谢谢陈琦费心。他还请来了修锐、郭莹、扬子江、陆毅，方便我们咨询申请之事。修锐当年教我过issue，感觉好亲切，没好意思告诉他我觉得他心宽体胖了一点。新东方的老师无论如何地褒贬不一，个个依旧都是极有个性之人，皆是性情中人，或许阅历丰富使然。他们看人挺准，我才自我介绍完本硕专业及人生大致规划，郭莹老师就说我一定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强调思想自由，向往自在的生活方式，有点野心但较为随性。子江和陆毅也插了些话，后来想想或许是我说话的语气和方式引起了他们的这些推断，感觉和算命有点点类似。

同桌有人纳闷不是来做留学咨询，为何聊起了人生规划？郭莹解释说，毕竟他们做老师的，总希望学生真正地好。她一个劲地和我说，在投身学术界或是开始教职之前，务必想清楚这个行业的各种利与弊，她总认为我把这个圈子想得太美好了。我和她举了老朱辗转各校、最终才在北大安身的例子，表明我并非不了解个中酸楚，只是我坚定地相信兴趣的最高优先权。后来想想，或许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能带给个人最高效用的东西也一定不同，因此我的辩解其实也是不必要的，这种几乎本能的反驳反而显现自己略微强势。无论如何，我感激她与其他所有人的苦口婆心，很令人感动。

我承认我的天真与“幼稚”，但这并不代表我真的不了解硬币的反面，我希望自己的理想主义至少能够得到他人尊重。忽然想起在《恶作剧2吻》里，湘琴由于念护理系很辛苦、觉得自己很笨，郁闷地问直树妈妈，当年为何第一眼就认定她和直树很相配。直树妈妈说，因为湘琴足够天真、率真，而直树过于聪明、聪明到能看透任何人的心思；倘若两个聪明的人在一起，必然少不了种种猜疑与不信，只有像湘琴那样完全交出自己的心，才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心。我认为这种逻辑有一定普适性。

吃得太饱，一个人在周遭散步时，颇觉被打击而没有被打击到的感觉挺好。我已经念完了研一，应该有足够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看一看上面南希的那文章，就仍觉得经济学各种好有意思。